大湾区人

2015年，广东各地级行政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布图。属于深红色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广州、珠海等地的人均生产总值相比广东其他城市要高。

大湾区人，是一种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概念，尤其是针对香港人的“未来的新身份”，该概念的提倡者是一些中国大陆公民及香港亲共人士，他们认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区内的人们自然会产生“湾区人”概念，认为毕时“人们不再以城市本位去思考，而是用最科学、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去选择就业、置业和生活的地区”，就如台北都会区（台北人）、东京都会区（东京人）、纽约都会区（纽约人）、旧金山湾区（旧金山人）、伦敦都会区（大伦敦人）等一样。

背景

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九个位置相邻城市组成的城市群，是继美国纽约都会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都市圈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

香港在1841年1月26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是英国的殖民地（除香港日占时期外），期间经历经济起飞，经济发展大幅抛离中国大陆；至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仍高于广东省其他城市。其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规定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至中国并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随后在1999年，澳门主权移交至中国并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两地立有宪制文件《基本法》，保障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等原则。

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即“一带一路”，当中提出了“大湾区”概念，目标是“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提及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以“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2017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访港期间见证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新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香港将按十三五规划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金融、航运和贸易服务，而大湾区亦将有助香港经济多元发展，特别是在创新科技和创意产业方面。

说法由来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智慧城市联盟召集人杨全盛于2017年12月指出，香港有很多青年从事创科均离不开与内地的融合，大湾区在这方面提供了良好机遇，他表示：“我希望在几年之后，大家都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大湾区人’。”

2018年5月，在大湾区发展规划细节即将出台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接受《香港经济日报》专访时提出“大湾区人”概念，表示“将来我们不是香港人，是大湾区人，所以不要只想香港的利益，应循一体化的角度去想。”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随后在《环球时报》撰文支持蔡冠深的说法，表示香港要放弃过去“‘香港本位’的傲慢态度”。

《众新闻》有评论文章认为，香港的地位主要建基于其完善的法制，这是中国大陆的城市在短期至中期内难以做到的。大湾区发展必需借用香港的人才和资源才能成事，而亲中共人士极力怂恿香港人到大湾区发展，是变相承认了大湾区必需要借用香港的人才和资源才能完善地发展。文章又认为洪为民和蔡冠深将经济话题扯到身份认同上，谓香港人不是香港人，应做“大湾区人”，是为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企图挑动政治矛盾。大湾区发展本质上是经济骗局，包括梁振英、张建宗、蔡冠深、马时亨和洪为民在内的亲中共人士为了取悦中共政府而对大湾区发展争相表态支持，将事件强行地政治化，以政治角度如身份认同，宣传一项与政治无关的“经济骗局”。

税务与居住证

若香港人在中国大陆每纳税年度居住超过183日，全球收入都要缴付大陆税项。港澳台居民在大陆住满半年可申请居住证，以使用基本公共服务。

评论

正面评价

洪为民认为“未来随着大湾区的发展、基建的完善，也可以做到和加州湾一样，公司总部在深圳，孩子在香港上学，自己在佛山上班，而周末到珠海的房子休息”。他认为“湾区人”概念的好处是使人不再以城市本位思考，而是以“最科学最适合”自己的方式选择就业、置业和生活的地区。他续指香港在20年前也有机会提出“香港大湾区”的概念，以香港为中心带动整个珠三角的发展，“可惜自己放弃了这个机会”。

前香港行政长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脸书发文表示“大湾区的交通愈来愈发达，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形成”，“大湾区人”作为一个概念并没有问题。他说蔡冠深没有说香港人要放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更没有说香港要放宽中国内地居民进入香港的限制。他反问“香港人拿一张回乡证，自己选择把生活圏扩展到大湾区其他城市有什么问题？怎样出卖香港了？”他批评《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卢峯发表以反对“大湾区人”概念的文章是把香港人在感情和生活上跟大湾区和整个内地作切割，在年轻人当中散播“独港”思想。他续指有不少持有外国护照的香港人在大湾区出入和生活，有数十万名香港和台湾人士在中国长期定居，近年香港注册的婚姻中，亦有三至四成是香港和内地居民通婚。梁振英称，“今天，如果没有内地市场，会有数以千计的香港专业人士失业”，呼吁“要防止被误导、被人在香港的青年人心中砌高墙、被人为香港人划地为牢、被人把香港边缘化”。

《大公报》有评论文章说，《苹果日报》等媒体对“大湾区人”言论的攻击是反映了其“散播港独荼毒青年的险恶用意”，批评反对者“阻挠香港融入国家”。文章表示，大湾区在面积、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上的规模和潜力可媲美世界三大湾区，港口货柜吞吐量已是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三倍以上，机场旅客的输送量亦高于这三大湾区。认为“大湾区人”的提法“触动了港独等分离势力的衰弱神经”。

一国两制青年论坛理事甘文锋不认为“大湾区人”是要矮化港人地位和身份这个说法，认为一个广州人不会因他有“大湾区人”身份而使广州人失去地位，同样道理可用在香港人上。他又认为没有香港的大湾区肯定失色，换过来香港参与大湾区亦肯定能获益，如果成立大湾区真的能改善港人生活，香港人都不会介意增加“大湾区人”身份。

批评声音

香港媒体报导后随之引起社会争议，认为是矮化并破坏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又认为该概念的提出者将经济话题扯到身份认同上是企图挑动政治矛盾。亦有意见认为，如果大湾区真的能改善香港人生活，香港人不会介意增加“大湾区人”这个身份。

蔡冠深提出的“大湾区人”说法随之引起社会热论和争议，《苹果日报》有评论文章引述专业界人士指，自从蔡冠深叫香港人日后要做“大湾区人”，有学生便开始对大湾区和大湾区人的看法变得负面，质疑为什么为了发展就要放弃香港人的身份。

《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卢峯认为“蔡冠深之流”把香港人说成“大湾区人”是为了“矮化香港……把香港说成跟东莞、深圳、广州一样的中国城市，削弱甚至埋葬香港的特殊国际位置及性格，令香港失去特殊的位置与优势，硬生生嵌入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中……蔡冠深之流希望香港全面纳入大湾区，接受中国模式由政府主导及安排的做法，让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自由社会的范例而是中国模式大湾区的一只棋子。这样下来，香港这块‘招牌’自然不需要，香港人自然该变身‘大湾区人’。”

《苹果日报》专栏作家李平说，早在2017年4月29日，同为苹果日报专栏作家的陈也撰文揶揄：“香港人改口自称大湾区人，拗口得很，但很快被迫接受了，在大湾区区管下，从出生到读书、工作、结婚、生孩子，一条龙必须在大湾区完成。”李平表示，“想不到如此讽刺竟然被亲共人士、媒体视为正面概念而笑纳”，他又说自称为“大湾区人”的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和蔡冠深的根不在香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香港人”，认为香港只是他们赚钱的地方，而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的人，认为他不会理解和不会理会香港人为什么看重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为什么看重粤语是母语。又认为梁振英“把香港人对大湾区人概念的反感称为散播‘独港’的思想，更是摸准了中共把独台视同台独严打的脉搏，抛出‘独港’概念，又可以打击一批异见组织、异见人士，可以再向中共邀功请赏。”

《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冯睎干说：“梁振英不是说‘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吗？既然是一部分，又何来‘切割’和‘独港’呢？如果梁先生这批评成立，我们也可以按照同一逻辑批评他：强调“大湾区人”身份的作用，是令大湾区人在感情和生活上跟区外整个内地切割，在青年人当中散播“独湾”的思想。”，他续说，“梁振英担心香港人忘记‘港独’，以往总把‘港独’挂在嘴边，最近再献新猷，提出‘独港’一说，可谓用心良苦。但相形之下，‘独湾’和‘湾独’范围更大，影响更深，显然是更严峻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更须提防呢？”

民主党议员尹兆坚认为“大湾区人”概念是否出卖香港有待讨论，但肯定是矮化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他指出，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香港的工厂北移，导致产业单一化及集中到投资金融和炒卖上，社会上流空间缩窄，认为大湾区会令香港进一步被规划，失去了竞争的自主性，令香港产业继续单一化，扼杀多元经济，对香港长远竞争力都构成不好的后果。他认为梁振英质问“大湾区人”有何不好的说法奇怪，因为作为世界公民香港人“有机会的地方，自然会去，根本不需要梁振英教”。他表示政府应多做功夫在产业发展，而非一直告诉香港人“机会在外面，请你出去啦。”他又质疑许多官员和政协鼓励香港人北上是“居心何在”，认为是有意“赶走香港人”以解决香港社会机会少、政治压力大的内部矛盾问题。

接受程度

自由亚洲电台在蔡冠深受访时说出“将来我们不是香港人，是大湾区人”后随机电话访问80和90后的土生香港人，问“究竟日后要做‘大湾区人’还是‘香港人’呢？”有些受访者表示不接受、不认同“大湾区人”的身份并且表示抗拒，有的认为“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认为“香港人的身份不会因到香港以外地方工作发展而改变”和“北上赚钱与身份认同是两回事”，亦有受访者表示“少程度上（接受“大湾区人”的身份），不会完全抗拒，反正只是一个身份，自己清楚自己的身份为何就可以。”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大律师李柱铭认为，中央政府把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目的是要模糊香港人的身份定位，以“大湾区取代特区”，因此才会有“将来我们不是香港人，是大湾区人”这种说法。他认为在香港特区落实民主、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都是全面由普选产生前，任何惠港措施对香港人而言都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全面管治权、扼杀特区的核心价值”，因此多数香港人包括青年人在内都不会想做“大湾区人”。

香港历史学家萧国健认为“大湾区人”概念“言之过早”，认为当下对“大湾区人”概念的讨论也许根本没有必要性，反映的只是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他说有关“大湾区人”争论令他想到“中国人”一词在香港的演变，他说当孙中山在1911年于香港搞革命时，香港华人仍以中国人自称，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不满现状者以香港人身份自居，而近年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国人”者数目上升，反映出人们对中国缺乏归属感，以及对政治及文化环境不满。2019年香港大学民调显示，18至29岁的青年自称纯粹“香港人”的比率为76.5%，为香港回归后有记录以来最高。他又认为相信，无论人们欢喜与否，随社群间交往密切、混杂而居，人们会逐渐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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