螻蛄19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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螻蛄19號行動（希伯來語：מבצע ערצב-19）是1982年6月9日第五次中東戰爭開始時，以色列空軍針對敘利亞目標發起的一次對敵防空壓制行動。這是歷史上西方裝備空軍首次成功摧毀蘇制防空飛彈網的行動。[3] 同時也是二戰[6]和韓戰[7]以來最大規模的空戰。最終以色列取得決定性勝利，因此也俗稱為「貝卡谷地獵火雞」。
以色列空軍在贖罪日戰爭結束時開始著手進行防空飛彈壓制行動。以色列和敘利亞在黎巴嫩問題上的緊張關係在20世紀80年代初升級，最終導致敘利亞在貝卡谷地部署地對空飛彈。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在戰爭的第三天，隨著以色列國防軍和敘利亞軍隊之間的衝突不斷，以色列決定發起行動。
創新的戰術和技術在大約兩個小時的戰鬥中投入使用。當天，以色列空軍摧毀了部署在貝卡谷地的30個地對空飛彈陣地中的29個，並擊落了82-86架敵機，自己的損失極小。戰爭導致美國要求以色列和敘利亞停火。
背景[編輯]
贖罪日戰爭的餘波[編輯]
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埃及擁有20套機動薩姆-6，70套薩姆-2 和65套薩姆-3防空飛彈系統以及超過2500套防空炮和大約3000套薩姆-7防空飛彈。敘利亞還部署了34套地對空飛彈。在戰鬥初期的模型5號行動中，以色列空軍試圖在戈蘭高地附近摧毀地對空飛彈，但失敗了，給進攻部隊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在戰爭的頭三天，以色列空軍在大約1,220架次飛機出動中損失了50架飛機，損失率為4%。SA-6、SA-7和ZSU-23-4命中了以色列戰前共170架A-4天鷹式攻擊機中的53架和177架F-4鬼怪II戰鬥機中的33架。結果，以色列空軍發現很難向地面部隊提供空中支援。10月14日，當埃及試圖突破其防空飛彈炮兵連的射程時，埃及損失了28架飛機，而以色列贏得了一場重要的陸戰。在1973年到1978年之間，以色列空軍承擔了一個艱巨的任務，試圖找到對付地對空飛彈的方法。[8]
以色列在1973年戰爭中遭受的損失如此之大，以至於間接催生了美國的隱形飛機項目「擁藍試驗機」。美國估計，如果不能解決防空飛彈問題，即使是美國也會在美蘇衝突爆發的兩周內耗盡其空軍力量。以色列在18天內損失了109架飛機。[9]
1980年5月28日，在賽達附近，以色列空軍飛彈摧毀了兩輛載有SA-9炮台的裝甲車，當時正在由利比亞軍隊駕駛。[10]以色列媒體宣布找到了地對空飛彈問題的解決方案，但以色列空軍指揮官大衛·伊夫里說，這種評估為時過早，SA-9並沒有真正明顯優於其前身。總理梅納赫姆·貝京，當時也是國防部長，宣布以色列空軍可以在兩小時內摧毀其防空飛彈系統。但是伊夫里對媒體說，以色列空軍根本做不到這一點。[11]
1981年地對空飛彈危機[編輯]
1981年4月28日，以色列空軍（拉馬特大衛空軍基地117中隊的F-16A戰鬥機）在黎巴嫩上空擊落了兩架敘利亞直升機。作為回應，敘利亞向貝卡山谷部署了第一批地對空飛彈旅。防空飛彈並不是對以色列的直接戰略威脅，而且敘利亞已經在邊境另一側的黎巴嫩東部部署了幾座防空飛彈。貝京面臨著一個兩難境地：一方面，新的部署降低了以色列的威懾力，另一方面，空襲可能會導致與敘利亞發生不必要的衝突。最終，他決定在4月30日發動襲擊，但由於天氣狀況，行動被取消。[12]天氣轉晴時，以色列空軍正忙於為巴比倫行動做準備。[8]與此同時，美國擔心蘇聯對以色列襲擊的反應可能會導致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危機，因此貝京總理迫於美國的壓力，開始停止攻擊。以色列最終同意取消空襲，美國特使菲力普·哈比卜被派往該地區擔任調解人。他在耶路撒冷和大馬士革之間穿梭，但沒能說服敘利亞拆除飛彈。[13]
12月14日，以色列通過了《戈蘭高地法》，將戈蘭高地併入以色列。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認為這是在向敘利亞宣戰，但他認為，敘利亞目前還不具備開戰的條件。[14]這項法律使以色列受到了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嚴厲批評。12月20日，以色列內閣召開每周例會，國防部長艾里爾·夏隆和參謀長拉斐爾·埃坦在會上提出了入侵黎巴嫩的「大計劃」，其中包括占領貝魯特-大馬士革高速公路。貝京支持這項計劃，但其他內閣成員反對，他決定取消這項計劃。[15]
防空飛彈抑制行動最初被稱為「鼴鼠3號行動」，但是地對空飛彈的數量不斷增加，最終達到19座，為此，這個行動更名為「螻蛄19號行動」，這是1973年以來一場全面戰爭計劃的名字，以使得部隊做好心理準備。這個名字在2002年首次被披露。[8]
前奏[編輯]
1982年6月8日星期二，當以色列部隊向傑津挺進時，貝京在議會向敘利亞人發表了部分聲明，敦促他們不要干預戰爭，除此之外他還說:「我再次聲明，我們不希望與敘利亞開戰。在這個平台上，我呼籲阿薩德總統指示敘利亞軍隊不要傷害以色列士兵，這樣敘利亞士兵就不會有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我們不希望與敘利亞軍隊發生衝突，如果我們到達距離我國北部邊境40公里的地方，工作就完成了，所有戰鬥都將結束。我要把我的話告訴敘利亞的總統。他知道如何遵守約定。他和我們簽訂了停火協議，並且一直在遵守。他不允許恐怖分子採取行動。如果他現在在黎巴嫩繼續以這種方式行事，我們的士兵就不會傷害任何敘利亞士兵。」[16]
今晚，當傑津之戰在黎巴嫩中部進行時，沙龍在北部司令部總部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們今天知道，將會與敘利亞人發生直接對抗」，並認為最好是深入黎巴嫩。[17]晚上11點，以色列國防軍進入艾因扎哈爾塔，在與敘利亞一個師的戰鬥中被撞見，這阻止了以色列軍隊的前進。沙龍將此作為他推出螻蛄19號行動的主要理由。[18]前辦公室副主任和摩薩德的指定負責人耶庫蒂爾·亞當表達了他對內閣沒有完全了解戰爭的範圍和目標的擔憂。儘管如此，沙龍還是讓北方司令部司令阿米爾·德羅里在貝加山谷上開路，副參謀長摩西·利瓦伊飛到艾因扎哈爾塔，告訴指揮官梅納赫姆·埃納恩，以色列空軍那天會攻擊敘利亞的飛彈。[19]與此同時，伊夫里了解到，無人機發現了另外五個SA-6從戈蘭高地進入貝卡山谷。以色列空軍將這一舉動解讀為一個信號，表明敘利亞無意捲入一場重大戰爭，否則地對空飛彈就會被部署在保衛通往大馬士革的道路上。伊夫里認為，這次重新部署表明，他們可以在不引發與敘利亞全面戰爭的情況下打擊飛彈基地。[2]
沙龍6月9日星期三飛回耶路撒冷參加內閣會議。他說，敘利亞已經開始將第二裝甲師從艾因扎哈爾塔南遷。根據政治時間表，等待到周四將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地面推進。和沙龍一起參加會議的德羅里反對這次襲擊，認為這是多餘的。埃坦是舉棋不定的，他更傾向於將攻擊限制在向敘利亞發出信號。交通部長齊波里認為，沙龍的計劃超過了最初的40公里。沙龍回答說，這條線必須從以色列的最北端梅圖拉開始測量。他補充說，摧毀貝卡的飛彈系統是拯救艾因扎哈爾塔部隊的必要條件。[20]內政部長優素福·伯格指出，一場針對敘利亞人的戰鬥似乎迫在眉睫，這與內閣的願望相反，而且攻擊飛彈只會加劇事態，導致全面戰爭。沙龍強調了戰場上士兵的脆弱。貝京轉向伊夫里的副手阿莫斯·阿米爾，問他對以色列空軍在這次襲擊中損失的估計。阿米爾回答說:「我不能保證什麼損失都沒有，但損失會很小。」貝京開始支持這次襲擊，最終伯格也被說服了。沙龍離開了會議，並發布了空襲和地面行動的命令。[21]
戰鬥[編輯]
6月9日上午，以色列空軍飛機在黎巴嫩上空三第層飛行。在從賽達到貝魯特郊區的海岸線上，禿鷹和天鷹為地面部隊提供近距離空中支援，並打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目標。在第二層，超過10000英尺（3000米），類似的編隊正在盤旋並等待命令。在最高層，鷹眼被部署以確保制空權。第一架特遣部隊的飛機攻擊了敘利亞在傑貝爾·巴魯克山頂上的雷達，該雷達當時正在大面積指揮。[22]
伊夫里在上午10點接到了執行行動的許可，但那時他已經把襲擊推遲到了下午2點。[2]下午1:30，伊坦下令伊夫里進行空襲，以色列飛機成雙成對起飛。[23]第一波由96架F-15和F-16組成。第二次進攻是在下午3點50分，由92架飛機組成。當襲擊開始時，敘利亞人命令他們的戰鬥空中巡邏隊返回基地和地面。[24]
以色列空軍飛機攜帶電子對抗吊艙來干擾雷達跟蹤。以色列空軍在特拉維夫的指揮站通過各種數據連結向伊夫里提供了空戰的即時指揮圖像。帶有機載監視雷達的E-2C將它們的照片連接到指揮所。塔迪蘭「獒犬」中隊和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偵察兵」遠程無人機始終保持至少(幾)個在空中，提供防空飛彈的固定位置。伊夫里和他的飛行員之間建立了雙向語音通信，允許即時指揮。[2][25]
主要參與的敘利亞戰鬥機是米格-21，還有相當數量的米格-23和Su-17攻擊機。敘利亞飛機依靠地面控制攔截基地進行指揮和控制。[26]飛彈網是由SA-2、SA-3和SA-6組成的。[2]以色列空軍的F-15、F-16、F-4和幼獅戰鬥機裝備AIM-7F麻雀雷達制導飛彈、AIM-9L響尾蛇紅外製導飛彈和計算機瞄準的20毫米大炮。[27]F-15和F-16配備了平視顯示系統。[28]
「獒犬」中隊率先出擊，讓敘利亞地對空飛彈相信有許多攻擊機在其上空，從而打開了雷達。一旦「藏獒」被敘利亞雷達跟蹤，跟蹤信號就會被傳送到飛彈射程之外的另一名偵察人員。偵察員隨後將這個信號轉送給沿海岸盤旋的E2C鷹眼飛機。收集的數據由E2C和波音707電子對抗飛機進行分析。[25]一旦地對空飛彈向無人機發射飛彈，F-15和F-16提供空中掩護，F-4幻影攻擊地對空飛彈，用AGM-78和AGM-45反輻射飛彈摧毀它們。[27][29]飛彈的快速飛行時間最小化了F-4對地對空飛彈的暴露。[2]據報導敘利亞發射了57枚SA-6，但沒有效果。[30]
據伊夫里說，許多地對空飛彈都位於敘利亞邊境一側。[3]埃坦說:「從作戰的角度來看，我可以說，我們在戰爭爆發前很久就使用了小型遙控飛行器來識別和定位敘利亞所有的飛彈發射台。然後，我們使用了先進的電子設備，使我們能夠「屏蔽」或中和飛彈基地的地對空雷達。我們使他們無法對我們高空的飛機進行可靠的定位。但在直接空襲之前，我們使用了遠程火炮」。[31]
敘利亞派出了大約100架戰鬥機來阻止襲擊。[3]攔截以色列空軍的飛行員經常依賴甚高頻無線電，希望保持他們的戰術通信和與指揮所的聯繫。選擇性空中通信干擾干擾了米格-21和米格-23的電波，並切斷了它們與地面控制的聯繫，使它們容易受到以色列戰鬥機的定向攻擊。[2][27]
以色列空軍在敘利亞三個主要機場部署了火箭炮，報告了敘利亞飛機起飛的時間和數量。數據被傳送到E-2C。以色列空軍利用米格戰機只有機頭和機尾警報雷達系統，沒有側面警告系統的優勢，干擾GCI通信網絡。E-2C引導以色列飛機進入陣地，使他們能夠從側面攻擊敘利亞飛機，後者將沒有收到任何警告。由於受到干擾，敘利亞GCI空管人員無法引導他們的飛行員飛向飛來的以色列飛機。[32] 麻雀飛彈以3.5馬赫的速度攻擊，射程22至40公里（14至25英里），這意味著它們不僅在敘利亞人的雷達射程之外，也在他們的視距之外。響尾蛇的近距離「正面攻擊」能力給了以色列火力優勢。[33]
談到敘利亞對襲擊的反應時，埃坦說:「當我們襲擊敘利亞的飛彈時，敘利亞人的第一反應是調遣他們的空軍……任何（敘利亞戰鬥機飛行員）如果越過了我們部隊所在方向的假想線，就會被摧毀，被擊落。這條假想的線實際上是敘利亞境內飛彈的射程。敘利亞空軍的基本戰術是對空作戰，並越過這條假想的線，使其超出了本土飛彈的保護範圍。他們各行其是，然後跑回去找掩護。」[34]
下午4點左右，14個飛彈被毀，離天黑還有一個小時，伊夫里決定取消行動，因為他認為最好的結果已經實現，敘利亞人會在第二天把更多的地對空飛彈轉移到位。下午4點後不久操作就停止了。行動人員阿維姆·塞拉上校後來說，沙龍嚴厲批評了這一決定。[8]
餘波[編輯]
當天晚上，以色列空軍摧毀了正在向南移動的敘利亞陸軍第47裝甲旅，第二天，以色列空軍摧毀了另外6個地對空飛彈，其中2個是那次行動留下的，另外4個是敘利亞當晚進入貝加山谷的。[35]敘利亞國防部長穆斯塔法·特拉斯告訴阿薩德，「敘利亞空軍處於劣勢，地對空飛彈毫無用處，沒有空中掩護，軍隊無法繼續戰鬥。」[27]
沙龍後來說，「如果我們容忍這種發展，敘利亞裝甲部隊就會由600輛坦克組成，由廣泛的飛彈保護傘保護。」他們的飛彈連隊向我們的飛機開火。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批准一項摧毀飛彈集結的軍事行動。」他稱這次行動為入侵的「轉折點」。[36]以色列空軍高級軍官伊夫里後來說，「敘利亞飛機處於不利地位，必須在對敘利亞不利的總體戰略和戰術形勢下，隨時隨地對以色列的威脅做出反應。」[37]
齊波里後來在他的書中寫道，沙龍從戰爭前夕就開始策劃這次襲擊，但他欺騙內閣，讓內閣相信與敘利亞的對抗是意料之外的。沙龍堅稱，6月6日，他命令以色列國防軍不要越過阿瓦利河，避免與敘利亞人發生衝突。不過，沙龍說，他確實命令軍隊準備一個應急計劃，在貝魯特-大馬士革的高速公路上行駛，以防敘利亞人首先發動襲擊。[38]埃坦聲稱，在行動的前一天晚上，他與沙龍達成協議，如果內閣批准，以色列空軍將為襲擊做準備。[39]以色列高級指揮官在行動後表示，加利利和平行動本可以在不對抗敘利亞的情況下實現。[40]
周三，阿薩德派特拉斯前往莫斯科尋求一個全面的空中保護傘。蘇聯拒絕了，但在機場準備了大量軍事裝備，準備送往敘利亞，並派元帥帕維爾·庫塔霍夫前往敘利亞，調查敘利亞的飛彈發生了什麼，擔心北約可能會在東歐採取同樣的行動。6月9日，阿薩德在大馬士革會見了美國特使哈比卜，並拒絕了他的條件，要求以色列從黎巴嫩撤軍作為停火的條件。美國總統隆納·雷根於6月10日6時呼籲貝京和阿薩德接受停火協議。[41]到周五中午停火生效時，以色列空軍在空戰中擊落了82架飛機，沒有損失一架。[2]戰爭爆發一年後，由當時負責計劃和行動的副參謀長約翰•肖中將率領的美國調查團抵達以色列，從這場戰爭中汲取經驗教訓。[42]
蘇聯軍事報紙《紅星報》宣布，「67架以色列飛機，包括現代美國製造的F-15和F-16戰鬥機，在戰鬥中被擊落」。該報還報導了他與一名敘利亞飛行員的會面，後者講述了他擊落一架以色列F-15戰鬥機的經歷:「勝利並不容易，敵人是狡猾的」。即使在蘇聯內部，這些說法也遭到了極大的懷疑。[27]1991年，伊夫里遇到了一位1982年在莫斯科服役的捷克將軍。他告訴伊夫里，這次行動讓蘇聯人明白了西方技術比他們先進，在他看來，對貝卡谷地飛彈的打擊推動了開放政策和蘇聯的崩潰。[2][8]
參考文獻[編輯]
- ^ 1.0 1.1 存档副本. [2021-01-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17）.
-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Grant, Rebecca. The Bekaa Valley War. Air Force Magazine Online. [2017-09-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3-14）.
- ^ 3.0 3.1 3.2 3.3 Morris (1999), p. 528
- ^ Aloni, Shlomo. Israeli F-15 Eagle Units in Combat, 2006, p. 51.
- ^ " לבטאון חיל-האוויר הישראלי" (Journal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July 1984, №141, p. 12.
- ^ Nordeen (1990), p. 175
- ^ Cohen (1990), p. 615
- ^ 8.0 8.1 8.2 8.3 8.4 Schlein, Lior; Noam Ophir. Six Days in June. IAF Magazine. [2008-09-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2-22） （希伯來語）.
- ^ Crickmore 2003, p. 9
- ^ Cohen (1990), p. 584, does not specify where the missiles originated
- ^ Cohen (1990), p. 584
- ^ Evron (1987) p. 95
- ^ Evron (1987) pp. 95–96
- ^ Seale (1990), pp. 372–373
- ^ Evron (1987) p. 120
- ^ Zisser (2006), p. 202
- ^ Schiff and Yaari (1985), p. 157
- ^ Schiff and Yaari (1985), p. 161
- ^ Schiff and Yaari (1985), p. 164
- ^ Schiff and Yaari (1985), pp. 164–165
- ^ Schiff and Yaari (1985), pp. 165–166
- ^ Cohen (1990), p. 611
- ^ Cohen (1990), pp. 611–612
- ^ Gabriel (1984), p. 97
- ^ 25.0 25.1 Gabriel (1984), p. 98
- ^ Pollack (2002), p. 533
- ^ 27.0 27.1 27.2 27.3 27.4 Hurley, Matthew M. The Bekaa Valley Air Battle. Airpower Journal. [2008-09-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9-23）.
- ^ Into the Wild Blue Electronically. Time. 1982-06-21 [2008-09-12]. ISSN 0040-781X.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8-25）.
- ^ Pollack (2002), p. 532
- ^ Lambeth (2000), p. 94
- ^ Nordeen (1990), p. 171
- ^ Gabriel (1984), p. 99
- ^ Gabriel (1984), p. 100
- ^ Nordeen (1990), p. 174
- ^ Morris (1999), pp. 528–29.
- ^ Magnuson, Ed. Israel Strikes at The P.L.O.. Time. 1982-06-21 [2008-09-12]. ISSN 0040-781X.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8-25）.
- ^ Seale (1990), pp. 381–382
- ^ Hefez and Bloom, (2005), p. 357
- ^ Hefez and Bloom, (2005), p. 358
- ^ Zisser (2006), p. 203
- ^ Morris (1999), p. 529
- ^ Lambeth (2000), p. 96
參考書目[編輯]
- Cohen, Eliezer. The Sky is not the Limit: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Tel-Aviv: Sifriyat Maariv. 1990 （希伯來語）. (English: Cohen, Eliezer. Israel's Best Defense: The First Full Story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Airlife Publishing Ltd. 1994-03-10. ISBN 978-1-85310-484-8.)
- Evron, Yair. War and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The Israeli-Syrian Deterrence Dialogu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09-01: 256. ISBN 978-0-8018-3569-8.
- Gabriel, Richard A. 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 The Israeli-PLO War in Lebanon. Hill and Wang. 1984-01-01. ISBN 978-0-8090-7454-9.
- Hefez, Nir; Gadi Bloom. The Shepherd: The Life Story of Ariel Sharon. Tel-Aviv: Yediot Aharonot ; Sifrey Hemed. 2005. ISBN 978-965-511-202-3 （希伯來語）. (English: Hefez, Nir; Gadi Bloom. Ariel Sharon: A Life. Random House. 2006-10-03. ISBN 978-1-4000-6587-5.)
- Lambeth, Benjamin 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Air Power illustrat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00. ISBN 978-0-8014-3816-5.
- Morris, Benny.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Vintage. August 2001. ISBN 978-0-679-74475-7.
- Nordeen, Lon. Fighters Over Israel: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from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to the Bekaa Valley 1st. Crown. 1990-11-14. ISBN 978-0-517-56603-9.
- Kenneth M. Arabs at War: Military Effectiveness, 1948–1991. Bison Books. 2004-09-01. ISBN 978-0-8032-8783-9.
- Schiff, Ze'ev; Ehud Ya'ari. Israel's Lebanon War. Touchstone. 1985-06-03. ISBN 978-0-671-60216-1.
- Seale, Patrick. Asa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01-11. ISBN 978-0-520-06976-3.
- Zisser, Eyal. The 1982 "Peace for Galilee" War: Looking Back in Anger– Between an Option of a War and a War of No Option. Mordechai Bar-On (編). Never-Ending Conflict: Israeli Military History illustrated. Stackpole Books. 2006-09-10: 193–210. ISBN 978-0-8117-3345-8.
外部連結[編輯]
- IAF in the Lebanon War. [2009-02-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2-14）.
- Israeli war on Lebanon and invasion 1982. [2009-02-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