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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医疗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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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里和20世纪初期,基督新教天主教医生以及外科医师在华医疗宣教(英语: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为中国现代医学奠下许多基础。西方医学宣教建立第一批现代化诊所和医院,训练第一批护士,并开设第一批医学院。[1]他们还展开反对鸦片滥用的工作。许多成瘾的中国人接受医疗和护理,最终对公众和官方舆论发生影响。[2]到1901年,中国是医疗宣教教士最普遍的目的地。当时有150名外国医生,管理128家医院和245间药房,治疗过的患者达到170万人次。1894年,男性医疗宣教士占所有在华宣教士的14%。女性医疗宣教士占4%。中国的现代医学教育是由国际宣教士管理的医院,在20世纪初期肇始。 [3]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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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中医历史悠久。道家的道士发展呼吸吐纳方法(请参考:内功),并采取一些植物和矿物的疗法,但他们的方向是期望获得长生不老,而不是提供治疗。佛教给中国带来有关致病原因的新观念,强调心灵的作用。相传,佛陀本人曾对宝志禅师说:"你先去医治他的身体,之后我再来对他的精神痛苦做治疗。"

苏轼画像,由赵孟𫖯绘于元朝初期。

据报导,中国第一家医院是由宋朝诗人苏轼杭州所建立,而与此同时,圣巴多罗买医院圣托马斯医院则在伦敦建立。苏轼的医院雇用的人员是佛教的比丘蒙古帝国的记录提到一个名叫艾西(Aisie)的人,他是一名语言学家,占星术士,是元朝时期忽必烈汗的御医。他于1271年在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开设一家医院。艾西可能是法国或犹太裔。1273年的记录说他是穆斯林,但较早的记录则说他是基督徒。[4] [5]

没有证据表明公元635年的聂斯脱里主义基督教宣教会,或者他们之后在元朝时的宣教会,或者是天主教方济各会若望·孟高维诺在1294年的宣教会有在中国从事任何医疗宣教工作。

1569年,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葡萄牙人在澳门创立"仁慈堂")。1667年,圣辣菲医院(Hospital de St. Raphael,当地称为白马行医院[6])在当地建立,由仁慈堂管理,在澳门为患有癌症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拉拉.雷伊斯诊所(Lara Reis Cancer Clinic)也由仁慈堂管理。

耶稣会在华医疗宣教会英语Jesuit China missions的宣教士在17和18世纪参加过医疗工作。明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利玛窦安排皈依天主教,受洗后取名保罗(Paul)。耶稣会宣教士使用从印度而来的一磅金鸡纳树皮,成功治愈康熙皇帝和朝中疟疾的患者。"康煕三十八年(1699年),宣教士罗德先(Br. Bernard Rhodes)还用自制的西药为皇帝医好上唇肿病与心臓病,据说罗德先与另一名宣教士安泰(Etienne Rousset)也因此成为当时的御医"[7][8]。人们对罗德先的评语是:"一位外国人,分文不取,却能做我们那些最相关的医生即使收钱都不肯做的事,这是多么奇特。"。[9]

基督新教徒医疗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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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西方医学疗法是1820年由马礼逊(Rev Robert Morrison)牧师和约翰·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医生(曾在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担任外科医生)在澳门为中国人而开的一家慈善药房英语public dispensary中提供。虽然马礼逊不是医生,但他曾在伦敦的圣巴多罗买医院做过短期的研究。马礼逊药房的目的之一是发现中国药典是否"除了有减轻西方人痛苦的手段以外,能不能提供任何别的用处 "。

医学宣教士伯驾

马礼逊私底下购买800册中医书籍,以及各式中药。一位李姓中国大夫指示配药,并由一位草药师傅在场解释他提供药材的特性。[10]

1828年,原来在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基督教外科医生汤玛斯·理查逊·卡利吉英语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博士在广州开设一家医院(博济医院,后改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卡利吉相信基督徒有责任帮助中国的病人,但他无法把全部时间投入医疗宣教的工作。他与当时的基督新教宣教士协会联系,并在1834年由第一位全职新教医学宣教士伯驾,经由美国公理会差会任命,在广州开设一家医院。

伯驾很快意识到需要有经过训练的中国人来协助,并于1836年训练第一位医学学生Kwan Ato(关杜)[11]。伯驾把乙醚麻醉和全身麻醉药(利用麻醉用氯仿)引进中国。孙中山医生是他医学院学生中最有名者,孙中山在1886年于广州学习一年,然后返回香港继续学业。

1836年10月,郭雷枢、伯驾、裨治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呼吁建立中华医学传教会英语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不久后,伯驾执业的消息传开。当时中国不允许公开宣教,外国人被限制只能住在广州十三行。虽然中国人半信半疑,他们仍然被新医院所吸引。来自村庄的已婚妇女整夜坐在广州大街上,以便在第二天清晨找机会排入拥挤在医生门口病人队伍里面。另外,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员投票决 定,因广州眼科医院进行装修和扩建,由伯驾在澳门开办并主管一间医院,于是,伯驾南下澳 门,并将他的学生、医院侍役、门卫、买办及几位正在治疗中的病人一同带至澳门。 而由于主 管澳门医院的伯驾为美国人,因此,其又被称作美国医院。[12]在1840年,伯驾的广州眼科医院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而关闭之前,已经治疗过9,000例严重病例,还有无数的轻微病例。[13]

在1839年时,在中国的医疗宣教士只有两名。到1842年,有更多的医疗宣教士抵达。50年后,则已有61家医院和44个药房,其中有 100名男性和26名女性医生,以及一批经由医疗宣教士训练过的本地助手。西方医术在中国普及之前,一般中国人对外科手术所知不多,但很快的,他们对外科治疗的需求就远超出宣教医院的能力。在1895年宣教医院的年度报告中说,每年接受治疗的病例不少于 500,000例,施行约70,000例手术,其中约有8,000例属于重大手术。起初,中国人必须对外科医生建立信心,并冷静地接受艰难的外科手术。医院在动手术前会先征询患者的亲属,万一有高风险的手术失败,通常患者家属不会对医院有所怨恨。[14]

最初,中国人常对宣教医生到中国行医的动机有所困惑。根据查尔斯·埃斯蒂斯·萨姆纳(Charles Estes Sumner)于189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15],那些曾接受过医疗宣教士的和善态度和医疗技术的病人,对他们而言,几乎算是碰到奇迹,因此他们觉得能启发这种工作的宗教一定是好的宗教。

萨姆纳解释说,有些人对此并未表示感激,认为他们自己允许外国人提供治疗,等于他们也对外国人提供了帮助,许多患者不愿接受医生的宗教信仰,但是有些则愿意接受。萨姆纳认为,许多患者返回偏远老家之后会皈依基督教。[14] 这种说法是描绘自认高贵基督教徒对东方中国人的看法,以及他们忘恩负义的行为,展现早期西方人对待亚洲人家长式观念。

中文撰写的西方医学文献,首先是由医疗宣教士所提供,而当地人的西医训练也是首先由医疗宣教士所提供。

在19世纪传入中国的西医,主要是由基督教宣教组织派遣而来的医疗宣教士,例如伦敦会(英国)、大英循道会差会 (英国)、圣道公会(英国[16]、和美国长老会。伦敦会在1839年派遣医学宣教士合信(生1816年,卒1873年年)到广州,成立营运非常成功的惠爱医馆[17][18]。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由伦敦传道会于1887年成立,第一位毕业生(1892年)是孙中山,他在 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香港华人西医书院于1911年并入香港大学,成为香港大学医学院,于2006年改称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由于中国有男女授受不亲社会习俗,中国妇女不愿接受西医男性医生的治疗。因此,中国急需受过西医教育的女性医生。美以美会女子外国宣教协会英语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于1873年 安排卢辛达·库姆斯英语Lucinda L. Combs医师到中国北京,专门治疗中国妇女的疾病,她是第一位女性医疗宣教士。库姆斯医师还在1875年建立中国第一家西医妇女儿童医院。上海的第一家西医女子医院西门妇孺医院(现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黎施德在1884年成立。

随后,女性医疗宣教士富马利博士(生1854年,卒1927年)[19]由长老会差会派出,在中国广州建立第一所女性医学院广东女医学堂,提供四年制课程。[20][21]由于建校经费由美国印第安纳州Edward A.K. Hackett先生捐赠,该校后改名为广东夏葛女医学校(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后又改为私立夏葛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到1915年,该校已经有60多名学生,多数是住校。1936年该校并入私立岭南大学,其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院校,最终又成为中山大学医学学科的源流之一。

大多数学生受到富马利医师的影响,成为基督徒。学院文凭上标有广东省政府的正式印鉴,表示是政府正式承认的学院。这个学院致力在宣导基督教和现代医学,以及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夏葛医学院附属柔济医院[22][23],是学院的附属机构,学院毕业的学生包括周理信英语Lee Sun Chau(生1890年,卒1979年)和黄婉卿(WONG Yuen-hing),两人在1910年代末毕业[24][25][26],然后在广东省的医院执业。

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也存在其特有的风险。在乱世时,流传说外国医生会挖人眼以制药饵。1868年发生的扬州教案是由这种错误观念所引起。[27]当1894年夏天在广州和香港爆发腺鼠疫瘟疫时,有谣言说外国医生散布有气味的药袋来杀人,一闻到就会致命,因此密谋全面举事,诛杀外国人

大多数早期宣教医院一开始仅配备一名医疗宣教士,没有其他受过训练的人员协助。最早的宣教医院中,有伦敦会在上海设立的 "中国医馆"(由雒魏林于1844年创立)在运作,雒魏林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英国军队占领舟山时,在浙江省定海开设第一家中国宣教医院。[28]后来被称为"仁济医馆,英文则称为山东路医馆"(请参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宣教医疗进展中断,直到1865年,宣教医院和医学院开始设立,属于永久性质的机构。东华医院在香港成立,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1912年后改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附设的医疗服务及其珍贵的医疗记录在由此开始。由于当地中国人不相信西医,以及不相信外科手术,海关医疗服务的医生通常治疗的是外国患者。

许金訇英语HüKing Eng在1894年自美国宾州女子医学院英语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Philadelphia毕业。

万巴德爵士(生1844年,卒1922年)曾在福建省厦门市的"济世馆医"工作。他在那里服务期间发现肺吸虫。1866年,美国圣公会差会汤蔼礼牧师(Elliot Heber Thomson)和中国牧师吴虹玉在上海虹口救主堂附近(今塘沽路大名路)开办同仁医院。1869年,英国圣公会的密杜氏(Dr Meadows)博士来到杭州,在横大方伯(今解放路)租房开设戒烟所,1871年,甘尔德医生(James Galt)将其扩展为大方伯医院,后来发展为广济医院,这所医院由梅滕更(David Durean Main)博士领导下,蓬勃发展,设有专门的麻风病结核病疗养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有459张病床。

1875年,西格妮·特拉斯克英语Sigourney Trask美以美会获得经费,在福建省福州市建立一家女子医院,该医院在成立后第一年年底已有1,208名注册患者。特拉斯克的福州当地学生有许金訇英语HüKing Eng,她被安排到美国学习。之后许金訇在1895年回到福州,为当地的妇女提供西医训练。[29] 1880年,英国伦敦会马根济博士建立天津马大夫医院(现为天津市人民医院)。路博施博士接任马根济,让这家医院成为当地颇负盛誉的医院。[30]

21岁时的戴德生

在此期间,另一位著名的医疗宣教士是中国内地会(现已改组为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始人戴德生,他曾在皇家伦敦医院受教。虽然最初的中国内地会少有训练过的医生,但后来有两位训练有素的宣教士赐斐德海恒博加入。[31] 1883年,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司督阁盛京(沈阳)东关小河沿开办一所诊所,后来发展为盛京施医院(现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司督阁后来在1912年在医院旁建立奉天医科大学(后被并入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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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博士于 1865年开始在台湾开展医疗宣教工作。他育有两位著名的医疗宣教士儿子。马士敦英语James Preston Maxwell小马雅各英语James Laidlaw Maxwell, Junior。马士敦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妇科学教授,小马雅各在前中华医学会(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请参考中国医疗行业英语Medicine in China)工作,并担任麻风病医疗传道会英语The Leprosy Mission远东区秘书。小马雅各最终于1949年初重中国,在杭州担任麻风病专科医生,并在浙江医科大学担任医学教授。他于1951年去世,小马雅各赢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尊重,葬礼时政府有派员参加。在香港的喜灵洲有"麦克斯韦纪念医院"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医院在1975年被关闭,病人移往荔枝角医院)。[32]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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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在中国的500家医院中,有235家由基督新教宣教士所管理,有10家由天主教宣教士所管理。当时接受西式医学教育的,医生中,宣教医院的占61%,护士中宣教会占32%,医学院中宣教会占50%。到1923年,在中国的宣教医院病床的数目以及教会医生的数目,都占全世界宣教会的一半左右。[33]

到1937年,中国共有254家宣教医院,但其中一半以上,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空袭炸毁,或者在中国抗日战争、或是在国共内战之中,两军交战时被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医院中的大多数至少已部分复原,最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但仍继续作为医院运作中。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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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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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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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athleen L. Lodwick. Crusaders against Opium :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4–1917.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ISBN 0-8131-1924-3.
  • Karen Minden. Bamboo Stone: 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Medical Elite. Toronto;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ISBN 0-8020-0550-0.
  • Guangqiu Xu. American Doctors in Canton: Modernization in China, 1835–1935.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 ISBN 978-1-4128-1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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