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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邓尼茨 Karl Dönit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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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尼茨海军元帅（1943年） | |
| 德国总统 | |
| 任期 1945年4月30日—1945年5月23日 | |
| 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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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 阿道夫·希特勒（元首） |
| 继任 | 特奥多尔·豪斯（西德） 威廉·皮克（东德） |
| 海军总司令 | |
| 任期 1943年1月30日—1945年5月1日 | |
| 前任 | 埃里希·雷德尔 |
| 继任 | 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 |
| 战争部长 | |
| 任期 1945年4月30日—1945年5月23日 | |
| 总理 | 约瑟夫·戈培尔 |
| 前任 | 威廉·凯特尔（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部长）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91年9月16日 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勃兰登堡格吕瑙 |
| 逝世 | 1980年12月24日（89岁） 西德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奥米勒 |
| 配偶 | 英格博格·韦伯（1916年结婚） |
| 儿女 |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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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 | 戈培尔内阁 弗伦斯堡政府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
| 服役 | |
| 服役时间 | 1910–1918年，1920–1945年 |
| 军衔 | 海军元帅 |
| 指挥 | |
| 参战 | |
| 军事奖励 | 橡叶佩剑骑士十字勋章 |
经历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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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邓尼茨（德语：ⓘ，1891年9月16日—1980年12月24日）是一名德国海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海军元帅，曾于1943年初接任海军总司令，后于1945年5月短暂接替自杀身亡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国家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邓尼茨因为领导德军潜舰部队进行大西洋战役，在二战海军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后邓尼茨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判犯有破坏和平罪与战争罪，处以十年有期徒刑，是史上第一位被国际法庭判决有罪的国家元首[1]。
邓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加入了帝国海军，于1918年指挥UB-68潜舰时被英军俘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邓尼茨以海军潜舰部队总司令的身份领导潜舰战，1943年1月，邓尼茨跳过海军大将军衔，晋升为海军元帅，并接替埃里希·雷德尔元帅担任德国海军总司令。自1939年至1943年，邓尼茨的潜舰部队对打击盟军海上交通线颇有成效，直到1943年5月盟军改进反潜战术和护航编制后丧失了主动权，德军潜舰的出航变得损失遽增而成果甚微，但为减缓其他战线上德军所受的压力，邓尼茨不得不命令潜舰继续与盟军作战[2]。整场二战中德军共损失了648艘潜艇，其中429艘没有乘员幸存，且有215艘还是首次出航即被摧毁[3]，近4万名潜舰官兵共高达3万人战死[3]。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根据其遗嘱，邓尼茨被指名继任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邓尼茨领导“弗伦斯堡政府”组织对东线苏联红军的抵抗和军民的撤退行动。5月7日，邓尼茨命令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于法国兰斯签署无条件投降书[4]。
在意识形态上，邓尼茨是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一名反犹主义者。战后，邓尼茨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控以三项战争罪行：密谋罪、破坏和平罪与战争罪，最终反人类罪无罪，但另外两项罪名皆被判为有罪，处以十年有期徒刑。1956年，邓尼茨在施潘道监狱的服刑刑满获释，之后移居至奥米勒，于1980年因心脏病去世。
早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辑]
邓尼茨于1891年9月16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勃兰登堡柏林近郊小镇格吕瑙，是家中的次子，其祖籍可追溯至西发里亚，原先为农民，直到19世纪家族才开始跨及学校、教堂、商业与军队等职业[5]，邓尼茨的父亲埃米尔·邓尼茨（Emil Dönitz）是耶拿卡尔·蔡司的光学工程师，母亲为安娜·拜尔（Anna Beyer）于1895年邓尼茨四岁时即逝世[6]，因此邓尼茨和大他两岁的兄长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由父亲独力养大。埃米尔从小便向邓尼茨灌输爱国主义精神，且认为儿子前途发展关键在教育，因此邓尼茨先后被送至采尔布斯特的文理中学、耶拿和威玛的实科中学就读[6]。
在完成中学毕业考试后，邓尼茨于1910年4月1日加入帝国海军，进入建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弗伦斯堡海边的米尔维克海军学院就读，成为一名海军军校生（Seekadett）[7]，与他一同入学的是出生1890年至1892年间的203名学员，这期被称作“1910期学员”（1910 Crew）[8]。邓尼茨是一名勤奋、寡言、内向和严肃的学生，他的成绩在班上并不出众，但还是通过了培训课程[6]。5月12日，在完成基础的步兵训练后，邓尼茨至“赫塔号”大巡洋舰上实习。1911年4月11日，邓尼茨调至海军学院开始受军官训练，4月15日获任候补军官（Fähnrich zur See）[7]。1912年夏，邓尼茨于第2海军步兵营接受步兵科训练，后又于“符腾堡号”铁甲舰上受鱼雷科训练、于海军舰炮学校完成炮兵科训练。1912年10月1日，完成所有培训课程的邓尼茨以值更军官的身份（这个职务很少由候补军官出任）被发配到“布雷斯劳号”小巡洋舰上服役。1913年9月27日，邓尼茨获得海军少尉（Leutnant zur See）的正式任官[7]。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布雷斯劳号”上服役的邓尼茨跟着该舰受英军地中海舰队追击，逃至奥斯曼帝国转籍为奥斯曼帝国海军，更名为“米迪利号”[9]。不久，“米迪利号”被派往黑海与俄国舰队作战，邓尼茨在1914年的海战中多次受到表彰[9]。1915年8月，“米迪利号”进厂维修，邓尼茨以一个飞行营机场指挥员身份被派至达达尼尔海峡前线，随后作为侦查军官被调至圣斯特凡诺接受飞行训练[9]。1916年3月22日，邓尼茨晋升中尉，并主动申请移籍至正在筹建中的潜舰部队。9月15日，邓尼茨加入了海军水下部队处（U-Abteilung）[9]。10月，又再被派去“符腾堡号”铁甲舰再受一次鱼雷培训[9]。1916年12月至1917年1月16日期间，邓尼茨在潜舰学校受训[10]。1月17日，他以值更军官的身份被发配至“U-39号”潜舰上服役[9]，从此时至同年12月17日，“U-39号”共执行了五次的战斗巡航任务[9]。
1918年2月16日，邓尼茨获得任命，成为“UC-25号”潜舰的舰长，期间曾单舰闯入意大利西西里岛基地奥古斯塔港，击毁了一艘5,000吨意大利加煤船，由于误认为是英国的维修船“独眼巨人”（Cyclops），向上提报后邓尼茨因这次大胆的突击行动而于6月10日获颁骑士级“霍亨佐伦皇家勋章”[11][12][13]。1918年7月2日，邓尼茨任“UB-68号”潜舰舰长，这艘潜舰虽较以往吨位更大，但船上缺乏熟练的水兵。一日，邓尼茨计划与“UB-48号”潜舰共同袭击协约军船团，但因为未能即时抵达会合地点，最后只能独自执行攻击任务。1918年10月4日，邓尼茨于马耳他以东150英里（240公里）击沉3,883吨的英国轮船“湖北红茶号”（Oopack），但随即因机械故障、船员操作不当而无法潜航，邓尼茨只得下令自沉投降，舰上29名官兵和邓尼茨被英军俘虏，另有三人因自沉过程中来不及逃生而溺毙[14][15]。邓尼茨被转送至英国本土雪菲尔的“荒原营”，在这里待了六周，还学了西班牙语[9]，之后他假装精神错乱骗过守卫，被转至维文索尔医院就诊至战争结束[16]。1919年7月，邓尼茨返回德国，是最早一批获释的战俘[17][15]。
战间期[编辑]
邓尼茨回到德国后立即加入新成立的“临时国家海军”（后改名为“国家海军”），于基尔的波罗的海军区司令部担任参谋，虽然邓尼茨的第一志愿是重回潜舰部队，但如今德国因《凡尔赛条约》禁止拥有潜舰，而邓尼茨相信条约总有一天会被修改[15]。1920年3月14日至4月19日，邓尼茨任“V5号”大鱼雷艇艇长、1920年4月20日至1923年3月14日又出任“T-157号”、“G8号”艇长[10]。1921年1月10日，邓尼茨晋升上尉。1923年3月20日至1924年11月2日，邓尼茨回到基尔担任鱼雷、水雷与情报监察处的技术官[18]，从事新式深水炸弹的研制工作[19]。1924年秋，邓尼茨参加了时任海军教育事务监察长埃里希·雷德尔主持的短期参谋军官培训课程[19]，之后调进柏林海军指挥部（实质的海军总司令部），期间邓尼茨的一项工作是编写有关新的服役规定和新的军事刑法，同时还要防堵左翼激进团体在海军内部的颠覆活动，这些业务属政治事务，迫使原本不问政事的邓尼茨必须经常与国会保持联系，加深其对政党政治的恶感[19]。1924年11月3日，邓尼茨出任海军防卫处处长，并于两年后调至“宁芙号”小巡洋舰上担任航海长，并受了航海学、气象学课程培训[9]。1928年11月1日，邓尼茨晋升少校，同时出任第4鱼雷艇分队队长[20]。1930年至1934年，邓尼茨被调至威廉港的北海军区司令部任第一参谋（1. Admiralstabsoffizier）[21]，且业务涉及保安工作，特别是镇压共产主义者[20]。1933年初，上级颁给邓尼茨一份特别津贴，使其用于周游海外、扩大视野，他走访荷属东印度、马耳他、红海、印度南部、锡兰、新加坡等地，于1933年6月回国，并于10月晋升中校[20]。1934年9月29日，邓尼茨出任轻巡洋舰“埃姆登号”舰长，执行了长达一年的全球巡洋训练[22]。
1935年6月，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宣布单方面废止《凡尔赛条约》，并将“国家海军”改名为“战争海军”。同一时期，英德两国签署《英德海军协定》，尽管德国海军总吨位被限制于英国海军的35%，但德国再度被允许发展和保有潜舰，其规模则限制于英国海军的45％，若双方同意还能提升至100％[23]。1935年9月27日，邓尼茨担任德国第一支潜舰舰队——第1潜舰舰队（韦迪根舰队）司令，下辖“U-7号、“U-8号”、“U-9号”三艘潜舰[18]。同年10月1日，邓尼茨晋升海军上校。1936年1月1日，升任为潜舰部队司令。起初邓尼茨跟当时众多的海军官员一样，认为在《英德海军协定》签署的背景下德国不会与英国发生战争，其假想敌为法国和苏联，随着海军逐渐将英国作为假想敌，邓尼茨意识到需要更多潜舰以应付战争，他公然反对现任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建设大型水面舰队的“Z计划”，主张应建造如VII级潜艇这类潜舰，而不是大型的巡航潜舰，前者有相当的可靠性、航程达6,200英里（改进型达8,700英里），而后者不利于生产、操作性和战术应用。
邓尼茨在潜舰部队司令职务上的一大重要决策即采用“狼群战术”（德文正式名称为“集结战术”），即将潜舰编作数支“狼群”、共同袭击商船队。“狼群战术”并非邓尼茨的发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曾为潜舰部队司令的德国海军将领赫尔曼·鲍尔便曾试图采用，但因为当时无线电技术不发达而无法实现，而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间期，德国已开发出超高频无线电波发射装置，加上具高度保密性的恩尼格玛密码机问世，解决了长期困扰的通信障碍。
第二次世界大战[编辑]
潜舰部队司令[编辑]
情报战[编辑]
对美作战[编辑]
海军总司令[编辑]
1942年12月31日，德国海军在挪威北部的巴伦支海海战中失利，占有数量优势的德军水面舰队错失歼灭盟军船团的机会，希特勒因此对水面舰队的表现极其恼火，将其与邓尼茨的潜舰相比，对雷德尔大肆抨击海军的无能，并宣布将要拆毁仅存的所有水面舰艇，将舰炮改装为岸防炮，舰艇兵全部送去受训后转到快艇、潜舰或是作为步兵之用。雷德尔对此无法接受，提出辞呈，希特勒接受，并要其提出后继人选，雷德尔提出邓尼茨与自己的副手洛尔夫·卡尔斯大将两位候选者，并特别推荐后者，称其同样在一战担任潜舰舰长、熟悉多种类型的船舰，且其任命将不会造成阶级问题带来的“摩擦”（邓尼茨仅为上将，但海军中仍有数名大将）[24]。
希特勒最终选择邓尼茨，于1943年1月30日纳粹党掌权十周年纪念时任命其为海军总司令，且跳过海军大将军衔，直接将其晋升为海军元帅，还额外给予30万马克的个人津贴。邓尼茨上任后第一个动作即是肃清海军原属“雷德尔派”的将领，包括卡尔斯（曾在1930年代为邓尼茨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内共至少23名海军将领被迫退役，而邓尼茨的友人或是他认为忠于职责者则被其晋升，替补上各个重要职位，这些人的经历大多（并非全部）都与潜舰有某种联系，如海军军备局鱼雷处处长奥托·拜肯克劳勒尔中将晋升为上将，出任军备局局长、潜舰副司令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中将晋升上将、出任潜舰部队总司令、潜舰司令部作战处长埃伯哈德·戈德上校以及卡尔·霍夫曼（Karl Hoffmann）和恩斯特·克拉岑堡（Ernst Kratzenberg）两位邓尼茨的参谋都晋升为少将[25]。
继任德国总统[编辑]
弗伦斯堡政府[编辑]
纽伦堡审判[编辑]
根据艾伦斯巴赫研究所于1952年9月的调查，有63％的西德人认为对邓尼茨的审判并不公正，而持反面意见者仅7％[26]。检方询问邓尼茨有关海军上将奥托·冯·舒拉特对英国突击队员俘虏枪决一事是否知情，而邓尼茨一概否认[27]。
服刑与晚年[编辑]
1956年10月1日，邓尼茨刑满获释，移居至汉堡附近的奥米勒低调生活，仅偶尔与海军历史学者会面。由于西德政府认为邓尼茨上校以上的晋升都是因为希特勒对其的偏好，而非军功，故只提供上校职等的退休金，此事使邓尼茨极为愤恨，他向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抱怨当年他承担了结束战争的艰困任务，而如今政府全部能给他妻子的就只有自己那份上校职等的退休金[28]，邓尼茨后来打赢了官司，西德必须支付获得海军元帅（另有海军上将、海军少将[29]两种说法）位阶的退休金直到其去世[30]。
1980年12月24日，邓尼茨因心脏病于奥米勒自宅去世，享寿89岁，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德国海军元帅。由于邓尼茨身份的特殊性，西德国防部拒绝派遣代表、亦禁止军人著制服参加其葬礼，但因邓尼茨受到国内外海军军官的尊敬，在1981年1月6日的葬礼上仍有高达2500至4000名参加者[31][32]，包括二战老兵、联邦国防军海军退役军官爱德华·韦格纳[31]、霍斯特·尼迈克[31]、英国皇家海军代表[33]、民间人士哈里·波瑞（战时难民代表）[32]，也有两名西德军人违反禁令穿着制服出席[32]。
个人[编辑]
形象与迷思[编辑]
邓尼茨在意识形态和对希特勒的支持受到强烈的抨击，但其组织潜舰战的能力受到许多盟军海军将领的正面评价，美国海军四星上将约瑟夫·詹姆士·克拉克评论邓尼茨为“杰出的战争领袖”、曾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威廉·普瑞特则称其为“精通战争的技术人员”[34]、曾为潜舰舰长的雷蒙德·巴斯称“邓尼茨是一位伟大的海军军官；我们的一大遗憾是他没有站在我军这边。他与数千名潜舰官兵对海上交通线的截断作战几乎要将盟军打败”[35]、澳大利亚海军历史学会则评论邓尼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海军战术家和战略家之一”[35]。英国海军元帅安德鲁·康宁汉则称其为“自德·鲁伊特后英国所面对的最危险的敌人”[36]。
史学研究[编辑]
与希特勒的关系和政治观点[编辑]
邓尼茨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希特勒的崇拜者[37]，战后邓尼茨一度试图掩盖这点[38]，而律师瓦尔特·哈森克莱弗（Walter Hasenclever）认为在纽伦堡审判后，邓尼茨是少数明显仍在捍卫纳粹主义的军事领导人[39]。邓尼茨与鲜少主动向往希特勒报告战情的前任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不同，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和场合去接近希特勒，以其专业能力分析战况，并提出相对乐观的改进处置，希特勒对其非常信任，还称邓尼茨为“海上的隆美尔”[40]。1944年2月1日，邓尼茨正式加入纳粹党，为第9,664,999名党员[41]，并在同年因为“对党的忠诚”而被获颁金质纳粹党章[42]，而他也被其同僚认为深受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影响[38]，雷德尔称邓尼茨曾对希特勒青年团做出“不适当”的演讲，并因此有了个“希特勒男孩邓尼茨”（Hitlerbube Dönitz）的绰号[38]。邓尼茨曾公开赞扬希特勒的“人性”[38]、表示“与元首相比我们都只是些小人物”、“任何自认为能作的比元首好的人都是愚蠢的”[38]，他也在军中畅谈其政治观点，曾在1944年2月对一些海军高级军官训话时称：“从一开始就必须教育所有军官自觉地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军官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拥护者。有人主张军官非政治化，纯属胡说。”受邓尼茨的政治观点影响，海军并未参与“7月20日密谋案”[42]。邓尼茨对希特勒的忠诚影响到他的一些决策，如战争末期希特勒下令对德国本土进行焦土作战命令时，原军备部长斯佩尔曾试图联合邓尼茨阻止该命令，但受到后者严词拒绝[38]。
随着战争发展，邓尼茨对希特勒的影响力日渐增大，有时他会向后者提出毫无战略意义、甚至是不可行的建议，例如在战争后期德军在全部战线皆处于防御态势时，邓尼茨曾向希特勒建议占领西班牙、夺取直布罗陀，以便为潜舰提供更安全和效率的作战基地，而希特勒拒绝此一提议，表示在1940年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还准备合作的条件具有可行性，但如今德军已缺乏执行这类作战必备的一流师，且西班牙的游击队势必会对德国的交通构成威胁[43]。至战争后期，邓尼茨也会拥护希特勒对明显守不住的地区进行死守而不将部队撤出的决定，如克里米亚半岛[43]、突尼斯、西西里岛、库尔兰半岛等[43]。
邓尼茨被认为是一名反共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44]，有多名证人作证邓尼茨曾多次发表反犹内容的发言，如认为德国应与“犹太毒素”进行斗争[45]、1944年8月也曾说过：“我宁愿吃秽物，也不要看到我的孙辈在犹太人存在的肮脏环境下成长”[38]、在当瑞典关闭通往德国的公海水域时，邓尼茨将该国的决定归咎于对“国际犹太人资金”的恐惧和依赖[38]。1944年3月12日，在德国“英雄节”的演讲上，邓尼兹表示“若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德国将深受“犹太毒素”所害，国家也将因缺乏国家社会主义的‘绝不妥协的意识形态’而被毁灭”、“若不是‘元首’将我们团结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今天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将按照党派划分、广受到犹太人传播的毒药所困扰、因缺乏‘绝不妥协的意识形态’的保护而变得极其脆弱，如此我们便会及早屈服于战争的压力，并把自己交给无情地摧毁我们的敌人。[45]”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解释所谓“犹太毒素”指的是在国内存在犹太人时，日耳曼人民的传统坚强忍耐力将会难以保持[46][47]。
关于纳粹大屠杀，邓尼茨于纽伦堡接受美国精神科医生里昂·戈登申的采访中表示对大屠杀一无所知：“我从不知道当时犹太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希特勒说每个人只需要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即可，而我的职责是潜舰部队和海军”、“我没有做愧疚的事情，也没有参与虐待或犯罪行为，为了祖国我虽然准备帮助希特勒，但因此就批判我协助灭绝犹太人是很可笑的，也是完全无中生有的。[48]”，他也表示自己对犹太人没有偏见，并举例说1934年他远航停泊于西班牙港口时曾不顾德国领事的反对，邀请在西班牙北部拥有铜矿的犹太人参加舰上的午餐会，他还曾拒绝希特勒对海军军官学校犹太裔军官的撤职要求[49]，拥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海军军官贝尔哈德·罗格也在其庇护下得救[50]。不过历史学家找到若干证据足以推翻邓尼茨对大屠杀无知的说法，如1943年10月亲卫队领袖希姆莱曾主持旨在讨论如何屠杀犹太人的“波森演讲”，而邓尼茨曾出席该场合[46]。
关于集中营，邓尼茨承认知道其存在，并认为有必要性，他在戈登申的访谈称“若希特勒于1933年不把共产党人关进集中营，德国就会爆发内战、酿成流血惨剧。就算通过合法选出的政府，共产党一样会掀起叛乱”、“1932年的德国已经面临了最严重的内乱危机，当时我们已经被迫选择要共产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兴登堡等保守派选择了希特勒，我也是一样”、“就算还有一次选择机会，我依旧会选择国家社会主义”、“把这些有着有害想法的人关进集中营就可以避免德国流血，难道打内战会比较好？[51]”此外他也毫不掩饰对俄国的厌恶，称“俄罗斯是世界上最烂的犯罪国家、共产主义是最邪恶的思想，那些人告发我加害他们根本是荒谬至极。俄罗斯人不都是在策划新的阴谋吗？在跟我们打仗之前，俄罗斯人还说想要丹麦和部分的波兰，我现在就告发他们有这样的政治阴谋。[52]”
家庭[编辑]
1916年5月27日，邓尼茨与于总领事馆医院结识的21岁护士——英格博格·韦伯（Ingeborg Weber）结婚，后者是步兵上将埃里希·韦伯的女儿，这对邓尼茨的仕途有某种程度的助益[53]。邓尼茨与韦伯两人育有三名子女，分别是女儿乌苏拉（Ursula，1917–1990）和儿子克劳斯（Klaus，1920–1944）和彼得（Peter，1922-1943），而两个儿子均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韦伯于1962年去世。次子彼得在“U-954号”潜舰上担任值更军官，该舰于1943年5月19日被盟军以刺猬炮击沉。对此希特勒发布命令，如邓尼茨等高级军官若有儿子阵亡，同时还有儿子服役于他处，后者便可解除征召、返回平民生活。因此长子克劳斯便被严令禁止参加战斗，并离开当前的战斗职务，去学习当一名海军医生。然而1944年5月13日，适逢24岁生日的克劳斯仍坐上“S-141号”快艇攻击英格兰沿海的“塞尔希号”（HMS Selsey），但被法军驱逐舰“战士号”击毁，舰上7个除克劳斯阵亡外另外6人皆存活。邓尼茨的独生女乌苏拉则嫁给了潜艇舰长、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君特·海斯勒，后者于1968年4月4日去世，享年58岁。乌苏拉与海斯勒生了彼得、克劳斯两名儿子和女儿尤特（Ute）[30]。
战果[编辑]
- 1918年3月18日：意大利“马赛号”（Massilia）霍克舰，排水量5026吨，击沉
- 1918年4月4日：意大利“阿卡提娜号”（Agatina）帆船，排水量201吨，击沉
- 1918年4月4日：意大利
荣誉[编辑]
相关条目[编辑]
- 杜德利·沃克·莫顿：美国海军中校、潜舰舰长，曾下令处决落水的日本海军幸存者，并未受到任何处罚。
- 海因茨-威廉·埃克：德国海军上尉、潜舰舰长，曾下令处决落水的希腊平民，战后被判犯有战争罪行，于1945年11月30日被处以枪决。
- 托贝号潜舰 (N79)：英国潜舰，曾两度对敌国落水者开火，其舰长受到训诫。
- 太平洋战争中的同盟国潜舰
- 查尔斯·安德鲁斯·洛克伍德
注解[编辑]
注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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