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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下院观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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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下院观音寺,俗称“象坊桥观音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93、95号,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原为北京南城的龙泉寺的下院,现为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1]

简介[编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记载,清朝末年,1905年北京佛教界成立“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僧长是光明寺住持东山,发起人有北京各佛寺住持:广善寺住持达远、广化寺住持灵山、慈因寺住持吉安、龙泉寺住持道兴、象坊桥观音寺住持觉先[2]

民国八年(1919年),北京政府指民国六年(1917年)章嘉等人请立的“中华佛教会”抵触法令,遂废止,并且重申要实施民国四年(1915年)的《管理寺庙条例》。北京龙泉寺释觉先,因《管理寺庙条例》而反对释谛闲,中国南方的“鄞县五邑佛教会”也发表声明反对,并且推释竹溪释太虚到北京请愿,寓居法源寺,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虽然没能撤销《管理寺庙条例》,但是释太虚因此和北京的名流及学者广泛接触,其中包括梁漱溟林宰平毕惠康殷人庵梁家义范任卿胡适之黎锦熙等人。张仲仁等人遂发起“己未讲经会”,推举庄蕴宽夏寿康担任会长,请释太虚在象坊桥观音寺讲《维摩诘经》。王虚亭(陆军部部员)、杨荦哉马冀平(京津铁路段段长)、陶冶公倪谱香周秉清胡子笏等人均自此信佛。武汉的绅士李隐尘陈元白,得知释太虚在北京讲经,特地从武汉到北京听讲,待《维摩诘经》讲完,陪释太虚游北京西山各个名胜,李隐尘由此信佛。随后,吴璧华熊希龄、李隐尘等人发起续讲《大乘起信论》,听众很多。释太虚这次在北京的讲经,不但开启了中国北方的学佛之风,而且带来了中国南方的佛教革命思想。[3][4]

民国九年(1920年),释觉先在象坊桥观音寺创办《觉世日报》,该报办十余年而止。[4]

民国九年(1920年)3月,释圆瑛应邀到北京广济寺讲经,此后回到宁波,方获悉华北五省大旱,释圆瑛遂与释太虚等高僧通电提议,1920年9月在象坊桥观音寺创办“华北五省佛教灾赈筹备会”,筹备赈济灾民。发起人有释圆瑛、释现明、释觉先、释明净、释文成、释全朗、释范成、张一麐(仲仁)、马君实(冀平)、林志钧(宰平)、徐文蔚(蔚如)、蒋维乔(竹庄)、梅光羲(撷云)等40多人。释圆瑛把此前在广济寺讲经法会所得的供养钱全都捐给了华北五省佛教灾赈筹备会。发起人里的释范成,时任象坊桥观音寺住持,和释倓虚是在天津清修院结识的。[3]

民国九年(1920年)春二月,画家齐白石带三子齐良琨、长孙齐秉灵到北京学习。来到北京后,由于城南的龙泉寺交通不便,所以迁居宣武门石镫庵。不久,直皖战争爆发,郭葆生租到帅府园六号的数间房屋,邀得齐白石带着齐良琨、齐秉灵一起去避难。帅府园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所以较为安全。战事很快停止,齐白石迁回西城。因为石镫庵中的老和尚饲养了不少鸡犬,鸡犬之声不绝,齐白石早就想迁走图个清静。恰好齐白石的侧室胡宝珠托人找到象坊桥观音寺,齐白石遂迁居观音寺。但观音寺佛事多,佛号和钟声比石镫庵更多。所以没住满一个月,齐白石便又迁居西四牌楼南三道栅栏六号。[5]

民国十四年(1925年)起,陶佐文(1876年-1968年,通州人)即寓居在位于北京国会街的龙泉寺下院观音寺,直到逝世,他和曾住该寺的金石家陆和九、画家齐白石都有交往。陶佐文是“文”字鸽哨的制作者。[6]

参考文献[编辑]

  1. ^ 西城区普查登记项目,西城文化网,2014-06-10. [2014-1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06). 
  2. ^ 左松涛,近代中国佛教兴学之缘起,法音2008年第2期
  3. ^ 3.0 3.1 杨曾文,倓虚法师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佛学研究2009年第18期. [2014-1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10). 
  4. ^ 4.0 4.1 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东初出版社,1974年,第243-244页
  5. ^ 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2014-1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6. ^ 王世襄编著、袁荃猷制图,北京鸽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