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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Xelephant/In Our Tim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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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時代》是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該書於1925年由紐約Boni＆Liveright出版。它的書名取自英語共同祈禱書，「主啊，給我們時代帶來和平」。該館藏的出版歷史很複雜。它始於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委託出版的六篇散文短篇小說，以作1923年版的「小評論」 ;海明威又增加了十二本，並在1924年編輯了我們的時間版本（帶有小寫字母的標題），該版本在巴黎印刷。其中還添加了1925年版的十四個短篇小說，包括「印第安營」和「大兩心河」，這是他最著名的尼克·亞當斯的兩個故事。他為1930年的版本創作了《論士麥那的奎伊》。

這些故事的主題——疏離、失落、悲傷、分離——延續了海明威開始的短篇，包括對戰爭行為、鬥牛和時事的描寫。這本合集以其簡潔的語言和隱晦的情感描寫而聞名，其風格被稱為海明威式的「省略」(冰山理論)。根據海明威的傳記作者米高·雷諾茲的說法，在海明威的經典著作中，「沒有比這更令人困惑的了... ... 因為它的幾個部分——傳記、文學、社論和書目——包含了如此多的矛盾，以至於任何分析都是有瑕疵的。」 [1]

海明威的寫作風格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文學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說這是「首創新風」 [2] 1925年版的《我們的時代》被視為海明威的早期傑作之一。 [3]

背景和出版過程[編輯]

1920 photograph of Ezra Pound
EOHoppé於1920年拍攝的埃斯拉·龐德（Ezra Pound）照片，在詩人教海明威以影像學家的風格寫作之前兩年拍攝

1918年，海明威19歲時，當時他以紅十字會救護車司機的身份被派往意大利前線，不久後，他因迫擊炮彈而受了重傷。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中，他在米蘭的一家醫院休養，並在那裏愛上了護士艾格尼絲·馮·庫羅斯基。海明威回到美國後不久，艾格尼絲告訴他，她已與一名意大利軍官訂婚了。不久之後，他投身了新聞業。 [4]

1921年，海明威與哈德利·理查森（Hadley Richardson）結婚幾個月後，他被派往巴黎擔任《多倫多星報》的國際記者，報道希土戰爭以及西班牙和德國的體育賽事。 [5]在巴黎，他結識了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 Stein），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和約翰·多斯·帕索斯（ [6]，並與龐德建立了特別牢固的友誼。 龐德頗具影響，提攜了海明威這位年輕作家的文壇地位，在《詩歌》雜誌上刊登了海明威的六首詩。 八月份，他請海明威為他正在編輯的現代主義系列作品寫上一小卷，比爾·伯德（Bill Bird）將在他的三山出版社出版。龐德設想這些作品是「對現代英語狀況的探究」。 龐德的委任使海明威開始小說創作，對他的作家生涯影響頗深。 [7]

海明威和他的妻子哈德利（Hamley）於寒假在尚比（蒙特勒）度假，1922年

1922年12月2日，海明威幾乎所有的早期作品——他少年時期的作品和學徒小說，包括複製本——都丟失了。 [8] [9]他被派去報道洛桑會議，把身患感冒的哈德利留在巴黎。在洛桑，他白天報道會議，晚上與林肯·斯特芬斯（Lincoln Steffens）喝酒。 [10]在出發去瑞士與海明威會面之前，哈德利把海明威所有的手稿裝進了一隻手提箱，以便把這些作品展示給斯蒂芬斯看，但隨後在巴黎里昂火車站被盜。 [11]儘管海明威很生氣和沮喪，他還是和哈德利一起去了尚比（蒙特勒）滑雪，顯然沒有懸賞找回那隻箱子。 一個早期的故事《密歇根州上演》倖免於難，因為格特魯德 · 斯坦告訴他那篇小說不適合出版(部分原因是因為一個誘惑的場景) ，海明威就把它塞進了抽屜里。 [12]

一個月後，他在寫給龐德的信中提到: 「你自然會說『好』等等……但是不要對我說。我還沒到那種程度。」 [13] 龐德在回信中指出，海明威只是浪費了「重寫你能記住的部分所需要的時間... ... 如果故事的中間部分，即形式是正確的，那麼人們應該能夠從記憶中重新組合它…… 如果事情搖擺不定，不會改變……那就永遠不會是對的。」 [14]批評家們不確定他是否採納了龐德的建議，重新創作了現有的故事，或者他丟失手提箱後所寫的一切都是新的。 [8]

《小評論》[編輯]

1923年2月，海明威和哈德利訪問了意大利。在拉帕洛，他們遇到了龐德，幾乎可以肯定，在他們訪問期間，龐德委託了海明威撰寫文學雜誌《小評論》的散文作品。海明威仍然因失去作品而感到沮喪，自去年12月以來就沒有寫過任何作品， [8]但接到委任後，他慢慢地寫了六個新段落，並在3月的截止日期前提交。 [15]研究海明威的學者米爾頓·科恩說，在那個時候，海明威就知道《小評論》的作品將「支撐龐德委託撰寫的這本書的其餘部分」。 [16]

這六篇散文片段75到187字不等，都是關於戰爭和鬥牛的。 [17]戰鬥場景來自海明威的朋友，參加過蒙斯戰役的埃里克·多爾曼-史密斯的經歷。鬥牛士的故事則來自他的另一個朋友亨利·斯特拉特。海明威本人親眼目睹了幾件事，啟發了他撰寫關於希土戰爭的故事。該系列最後一篇取材於六名希臘內閣部長在六人審判期間被處決的新聞。 [18]

《小評論》的「流亡者」版本計劃在春季出版，最終在1923年10月發行，海明威的作品放在開頭。裏面收錄了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 Stein），喬治·安特尼爾（ George Antheil），EE卡明斯（EE Cummings）和讓·科克多（Jean Cocteau）的作品。海明威的作品題為《我們的時代》，暗示了一種聯繫緊密的凝聚力。 [19]

「我們的時代」[編輯]

1923年6月，海明威帶着哈德利與羅伯特·麥卡蒙（Robert McAlmon）和伯德（Bird）去了西班牙，在那裏他首次看了鬥牛就產生了新的靈感。 [20]在那一年的夏天，他寫了五個新的短篇(第12-16章)，全都是關於鬥牛的， [21]最後兩個短篇在他回到巴黎時八月份完成了。 [22]那年夏天，他還在寫第7-11章時磨練了新的敘事技巧。 8月，他向龐德報告說，他即將開始寫最後兩篇文章(第17章和第18章)， 並按照龐德的建議進行了修改，把手稿寄給了比爾·伯德。然後，他帶着哈德利(懷着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離開巴黎，前往多倫多。 [23]當伯德完成這本書時，海明威正住在那裏。 [24]

海明威1923年的護照照片

他提交給伯德的作品一開始沒有命名(龐德稱之為「空白」) 。 [25]後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這一標題被選中了——出自《公禱書》。[26]伯德用手工紙把這本書印在手工印刷機上，告訴海明威: 「我要用你的書做一些非常奇特的東西。」 [23]這本書有18個短篇[27] ，只有31頁; 每一頁都有大量的空白，突出了散文的簡潔。按照科恩的說法：「視覺的突然性加強了敘事的魯莽性，增強了暴力的震撼性，以及冷酷的實事求是的語氣」。 [28]這本書的介紹是非常規的，全書使用小寫字母，沒有引號。 當美國編輯質疑標題中使用小寫字母時，海明威承認這可能會被視為「愚蠢和做作」。 [29]

伯德設計了獨特的書套——一個用四種語言拼貼的報紙文章[30]——以突出這些小片段帶有新聞業或新聞的感覺。 [31]卷首是作者的木刻肖像，在印刷過程中墨水流到了下一頁，毀掉了一半以上的印數，因此300本印刷品中只有170本被認為適合出售。其餘的寄《給了評論家和朋友。 [24]

《我們的時代》[編輯]

一年後，海明威回到巴黎，在那裏他寫了一些最好的短篇小說，並告訴斯科特·菲茨傑拉德（Scott Fitzgerald），在新的文章中，《印第安人營地》和《雙心大河》更勝一籌。 [32]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根據評論家傑克遜·本森（Jackson Benson）的說法，這是他最富有成效的時期之一，他寫了八篇短篇小說。 [33]這些故事與早期的短文結合在一起，並於年底送到紐約的波尼與李佛萊特出版社（Boni＆Liveright）。 [25] 三月份，他在奧地利的施倫斯（Schruns）收到了驗收電報和100美元的預付款，委託他的下兩本書。緊接着，他收到了斯克里布納出版社的馬克斯·帕金斯的一封信，他讀過伯德的巴黎版，認為它缺乏商業吸引力，並詢問這位年輕的作家是否有故事來支持這部小說集。在他的回覆中，海明威解釋說他已經與波尼與李佛萊特出版社簽訂了一份合同。 [34]當他收到這本書的合同時，博尼和利弗萊特要求取消《密歇根州上演》，因為他擔心這本書可能會受到審查; 作為回應，海明威寫了《戰鬥者》來取代之前的故事。 [35]

1925年的紐約版收錄了十四個短篇小說，與章節開頭的短文交織在一起，成為「交織的章節」。 [8] 博尼和利夫萊特於1925年10月5日出版了這本書[36] ，共印刷了1335本，每本售價2美元， [17]重印了4版。 [37]這家公司設計了一款類似於巴黎版的新潮的書套，並獲得了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吉爾伯特·塞爾德斯、約翰·多斯·帕索斯以及唐納德·奧登·斯圖爾特的廣告代言。波尼與李佛萊特出版社聲稱在法國出版的作品擁有美國版權。 [38]

海明威對出版商的營銷工作感到失望， [39]12月，他向波尼與李佛萊特出版社抱怨他們對這本書的處理方式，理由是缺乏廣告宣傳，聲稱他們本可以有「兩萬美元的銷售額」，他本應要求預付1000美元。 [40]後來他終止了與斯克里布納公司的合同，第二年與馬克斯·帕金斯在斯克里布納公司簽約。 斯克里布納公司從波尼與李佛萊特出版社購買了版權，並於1930年10月24日發行了第二版美國版，其中有一版再版。 [37] 斯克里布納出版社的版本包括埃德蒙·威爾遜的序言和海明威的《作者的介紹》，後者在1938年出版的《第五縱隊與49個故事》中被重新命名為《士麥那的月牙兒》。 [41] 1955年《我們的時代》再版時，《士麥那的月牙兒》取代了《印第安人營地》成為第一個故事。[42]

篇章結構[編輯]

這個系列是否結構統一是海明威評論家爭論的焦點。根據雷諾茲的說法，這系列應該「被解讀為任何年輕作家寫作生涯中可以預見的一步」，而這些作品則被視為「離散的單元」。 [1]不過他也承認，海明威的相關評論以及小說結構的複雜性表明，小說和短文本應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 [6]1923年8月，海明威在給龐德的一封信中告訴他，他已經完成了全套的18篇短文，並解釋說， 「當一起讀它們時，這些短文都會聯繫在一起……牛市開始，然後再次出現，直至結束。戰爭就像以前一樣無疑且高傲地開始了……硝煙越來越近，越來越模糊，當士兵歸家收穫掌聲時，戰爭終於結束了。」 [43]他繼續說到，「在我們的時代」，「一切都很好」。 [44] 1924年10月18日，海明威寫信給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我終於完成了這本有14個故事的書，每個故事之間都有一章『在我們的時代』—— 這是它們註定的路徑——以便於在深入挖掘故事之前先給出整體的圖景。」

[45]

本森指出，海明威創作的所有小說都包含在這本集子裏，故事和短文之間的聯繫是脆弱的，且龐德對於最終作品的編輯成書也有影響。 [46]本森稱這部作品為「恐怖的散文詩」，在這裏試圖尋找聯繫是毫無意義的。 [47]相反，琳達·瓦格納·馬丁（Linda Wagner-Martin）認為，正是恐怖且陰鬱的冷酷基調將各個片段統一起來。 [48]早期的一位評論家DH勞倫斯（D.H. Lawrence）稱它是一部「支離破碎的小說」。[49]

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918年在米蘭的一家醫院裏。這位19歲的作家正在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彈片傷口中康復。

海明威學者溫道林•泰洛（Wendolyn Tetlow）表示，從一開始，這本集子就以一種極具節奏和抒情意味的統一風格寫成，讓人想起龐德的《休·塞爾溫·莫伯利》（ Hugh Selwyn Mauberley）和艾略特的《荒原》 。 [50]1925年的版本延續了其精心製作的系列，從尼克·亞當斯的前五部小說開始，這些故事都是關於暴力和厄運，空洞的人際關係，以及缺乏自我意識的角色。 [51]前兩個故事，《印第安人營地》和《醫生和醫生的妻子》，可以解讀成一組對比，其中的失落、憤怒和邪惡的感覺被忽視和壓抑。《某事終結》和《三日打擊》也是一組對列；第一次尼克和女友分手，第二次他喝醉了，否認這段關係已經結束，並試圖說服自己一切都會好起來。這種否認狀態在第五個故事《鬥士》中依然存在着;面對暴力，尼克尚未察覺自己正處於危險之中。 [52]泰特洛認為，這是一部關於背叛和傷害的「非常短的故事」，故事的結尾體現了海明威「最痛苦的失落和幻滅之感」。人物以其堅強內心、堅忍意志和曠達態度直面失落;他們在之後的故事中重建內心秩序， [53]在接受生活的徒勞和痛苦時獲得了自我意識。 [54]該系列以《雙心大河》結束，尼克在這幅畫中找尋到了安寧，甚至是孤獨中的幸福。瓦格納·馬丁（Wagner-Martin）指出：「回想起來，正是這種本質上的寧靜加劇了之前作品中的緊張和悲傷。」 [48]

另一位研究海明威的學者吉姆·貝隆（Jim Berloon）與泰特洛（Tetlow） 意見不同，他認為這本集子裏唯獨可稱作「統一」之處是語調和風格上的相似，以及尼克·亞當斯角色的反覆出現。儘管第一篇短文有一個關於戰爭的共同線索，但每一篇都有自己明確的框架，這就削弱了任何結構統一的可能性。 他譴責戰爭，認為海明威很難連貫地描述戰爭，「這場戰爭太龐大，太可怕，給精神帶來毀滅性的摧殘，以至於無法一覽戰爭的全貌」。 [55]他說，相反，海明威（Hemingway）寫下了片段，「相反，他認為海明威寫的是片段，「對地獄的零星一瞥……就像戰爭的殘骸被夜裏爆炸的炮彈照亮。」 [56]1924年版本中出現的結構不見於後來的成書，因為這些短篇故事似乎章節間沒有任何關係，打破了之前精心構建的順序。 [57]這種失衡感被強化了，因為這關乎無名士兵，也關乎某些代詞和不知緣由的傷口。[58]在戰場上，危險無處不在，或者在芝加哥出租車上的一次偶遇中，這些人物都在不同的環境和背景中悄然變化。

評論家哈格曼（E.R. Hageman）指出，在1924版《我們的時代》中，那些短文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跨度是從1914年到1923年的十年間，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是「他那一代人的經歷，是把他的同齡人和長輩扔進墳墓、彈坑、醫院和絞刑架。這些都是『我們的時代』，海明威一直在呼喊着，他或言重大，或言微小。」 [59]

故事主題[編輯]

1923年的照片中顯示的TS艾略特（TS Eliot）影響了海明威的風格。

關於這些故事的主題，海明威在他的整個寫作生涯中也時常回顧。他寫到了成人儀式、早戀、婚姻問題、對家庭關係的失望以及男性夥伴關係的重要性。 [60]這部集子讓人聯想到一個充滿暴力和戰爭、苦難和處決的世界;這是一個沒有浪漫色彩的世界，甚至「鬥牛篇中的英雄」都不由作嘔。 [18]海明威的20世紀初是一個「反季」，戰爭、死亡和糾結、不滿足的關係佔據了整個時代。 現代社會的異化在《反季》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與艾略特的《荒原》有相似之處。 [61]艾略特的「荒原」主題貫穿於海明威的大部分早期小說，但在《太陽照常升起》 （1926年）和《永別了，武器》 （1929年）中最為引人注目。海明威借用了艾略特的慣用手法，即使用意象來喚起感覺。 [62] 本森把海明威和艾略特之間的相似之處歸因於龐德，因為這兩位的作品都是由他編輯的。 [63]

中心情景和主題頻繁再現，最明顯的是生與死的並置。有一些反覆出現的意象，例如水和黑暗——指代安全之地。 [64]本森指出，在閱讀了最初的幾篇短文和故事後，讀者們「意識到我們身處地獄」。海明威想像出了這樣一個世界:「弱者被強者無情地剝削，而且……生命的所有功能…只能許諾痛苦。」 [65]

梅洛（Mellow）寫道[3] ，海明威的半自傳體人物尼克· 亞當斯「對海明威的寫作生涯意義重大」，尼克的性格養成側面反映了海明威的生活經歷。 [66]在第一個故事《印第安人營地》中，尼克還是個孩子，是海明威表達自身經歷的另一個自我。[50] [60]評論家霍華德·漢納姆（Howard Hannum）認為，海明威在《印第安人營地》中描繪的出生創傷和自殺情結構成了一個主旋律，為他的尼克·亞當斯系列小說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框架。 [67]緊隨其後的是《醫生和醫生的妻子》，梅洛斯認為這本書帶着一種「敵意和屈從」的感覺，並罕見地揭開了海明威的童年一角。在故事中，12歲的尼克盡力躲避他暴躁易怒且濫用暴力的父親;他的母親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科學家，為人疏離又孤僻，常在臥室里靜讀《科學與健康》。 [68]

作為結尾也是高潮部分，《雙心大河》詳細講述了尼克從戰爭中歸來的故事。 [69]在這篇中，尼克醒悟發現他總是把自我需求拋諸腦後。黛布拉·莫德莫格（Debra Moddelmog）強調了所有關於尼克的故事線，以及集子中的其他大部分，都是關於「逃離痛苦」的。 [70]她認為，格特魯德·斯坦對於「迷惘的一代」的定義適用於《我們的時代》，更適用於《太陽照常升起》;她說到，「尼克似乎認為，那些最值得擁有和關心的東西——生命、愛情、理想、伴侶、和平、自由——遲早都會失去，他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種命定的失落，除了通過諷刺、痛語，有時還有一廂情願的想法。」 [71]在最後一個故事中，他學會了接受失去朋友的事實，承認了「過去幾年裏他經歷過的所有失去，以及同樣重要的是，他預料到的失去。」 [72]

行文風格[編輯]

傳記作家梅洛（Mellow）認為，《我們的時代》是海明威最具試驗性的著作，尤其是其不同尋常的敘事形式。 [3]這些短文並未遵循傳統意義上的敘述順序;而是從中間開始。 [18]不斷變化的觀點和敘述視角掩蓋了自傳的細節。 [20]

龐德教會海明威如何有保留地進行寫作。 [73]龐德寫信告訴他:「任何置於主題之上的東西都是不佳的……即使沒有刻意遮蓋，這個主題本身也很有趣。」 [50]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 （在他身後發表於1964年）中寫道：「如果我開始精心編寫,就如一個人展示或者介紹事物，我發覺自己可以減少或斬除旁枝末節, 就從寫的第一個真正的簡單陳述句開始。」 [15] 《《我們的時代》是海明威在試驗階段寫的，這是他對於極簡文風的首次嘗試。 [74]本森解釋說，《印第安人營地》和《雙心大河》的行文比其他故事更尖銳和抽象，海明威通過使用簡單的句子和用詞——這是他在報刊寫作時學到的技巧——其行文具有一種類比神話般的永恆品質。 [75]緊湊的句子結構模仿且反映了龐德的意象主義風格，並將龐德在1913年以《在地鐵車站》等詩歌確立的簡約風格引入小說敘事。托馬斯·斯特里查奇（Thomas Strychacz）將海明威的小說行文比作龐德的詩歌寫作:「海明威的簡潔冷峻、雙唇緊閉、緊緊纏繞的片段同樣具有非凡的戲劇張力。」 [76]

[73]第一篇短文中，一旅醉醺醺的士兵向香巴尼進發，這種戰弦緊繃的風格便已露初跡。海明威極其輕描淡寫地提到了第二次香尼巴戰役，這是一場從1915年9月持續到12月25日的進攻，12萬名法國士兵在頭三周內陣亡: [77]

「我們在蒙斯的花園中，」這樣的短文開篇同樣低調;敘述者寫道:「我看到的第一個德國人爬上了花園的圍牆。我們等他把一條腿伸過去，就把他打死了。他……看起來十分難以置信。」 [78]根據斯特里查奇的說法，這種描述重現了情景，口吻冷酷，邏輯扭曲。 [79]

這些都為微型小說(即沒有不必要的描述細節的簡明小說)樹立了典範。[80]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中寫道，1924年的《反季》是他運用遺漏理論（即他的冰山理論）的第一個故事。他解釋說，他遺漏了一些核心部分的故事，這正是他早期小說中最為出彩之處，比如《雙心大河》並未着墨於戰爭。 [32]正如卡洛斯·貝克（Carlos Baker）所描述的那樣，堅硬的事實浮於水面上，而支撐結構，包括象徵意義，則運行在視線之外。 [81]海明威在《午後的死亡》的前言中寫道，作家可以選擇故事中要包括的內容和要省略的內容。

幾十年來，文學評論家一直忽略和遺忘了《我們的時代》。 Benson將疏忽歸因於各種因素。次年出版的《太陽照常升起》被認為是一本更為重要的書，緊隨其後的是1928年兩年後頗受歡迎的《永別了，武器》。評論家的普遍假設似乎是海明威的才華在於撰寫散文，而不是「複雜的複雜設計」。 [82]和《我們的時代》的故事在1938年出版的《第五專欄》和《第一十九個故事》中結合了後來的收藏，使評論家的注意力從作為整體的本書轉向了個人故事。 1962年，斯克里布納（Scribner's）發行了平裝本《我們的時光》（In Our Time） ，此書開始在美國的大學中教授，到本十年末，對該系列的首次批判性研究就出現了。本森將藏品描述為作者的第一個「重大成就」； [83]瓦格納·馬丁（Wagner-Martin）是「他最引人注目的工作，無論是個人參與還是技術創新。」 [84]

參考文獻[編輯]

 

資料來源[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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