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

《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俄語：Относительна марксизма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斯大林著，1950年6月20日在原蘇聯《真理報》上發表。中國解放社（人民出版社）於同年10月出版了由李立三、曹葆華等人翻譯的中文譯本。這是一篇論述語言是否是上層建築、是否有階級性，論述語言的本質和特徵，批判尼古拉·馬爾的論文雅弗理論及其追隨者觀點。

背景和發表過程

20世紀30到40年代期間，蘇聯的語言學界各學派和流派之間就一些問題爆發了爭論和鬥爭。梅夏尼諾夫是當時當時語言學界領袖，也是馬爾的學生和追隨者。馬爾是蘇格蘭、格魯吉亞混血，在格魯吉亞庫塔伊西長大，逝世於1934年。他在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語文學領域中做了許多工作，撰寫了歷史學和考古學方面的論文，十月革命前就成為教授，後來還成了院士。他支持十月革命，並在1930年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布），後來被授予列寧勳章。他的學生梅夏尼諾夫後來成為蘇聯科學院語言和思維研究所所長，主持了蘇聯科學院語言和文學學部的工作。亞美尼亞語言學家阿恰良從西歐語言科學的各學派中借用了許多比較語言學的通用觀點來進行自己的研究，創編了亞美尼亞語詞源詞典。他和他的學生卡潘強反對馬爾學派，結果被從埃里溫大學和亞美尼亞語言研究所中驅逐。格魯吉亞科學院院士阿諾爾德·契科巴瓦是許多格魯吉亞和高加索語言學主要著作的作者，並曾主持編寫過多卷集《格魯吉亞語詳解詞典》的工作。契科巴瓦同格魯吉亞共產黨許多要好，同當時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恰爾克維阿尼也有交情。他同樣反對梅夏尼諾夫，於是給斯大林寫了封信，結果被斯大林叫到克里姆林宮談話。斯大林立即電令亞美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阿魯秋諾夫給阿恰良、卡潘強復職。契科巴瓦應斯大林建議在《真理報》寫了一篇有關語言學問題的論文，梅夏尼諾夫第二周則在《真理報》撰文反駁，掀起了蘇聯語言學界大辯論。一個半月到兩個月中，所有文章，批判馬爾的或支持他的，都只發表在《真理報》上。這次辯論正好給了斯大林恢復「偉大的理論家」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聲譽的契機，就在這段時間裏，斯大林在契科巴瓦和維諾格拉多夫幫助下準備了自己的文章，最終在1950年6月20日發表。結果，梅夏尼諾夫失去了所有的職位，契科巴瓦所寫的《語言學引論》成為蘇聯的官方語言學教材。

內容

在這篇文章中，斯大林反對馬爾語言有階級性的觀點，強調不能把語言和上層建築混為一談，不能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看成社會的完全分裂，否認社會統一的語言、民族的語言，不能把語言和文化等量齊觀。他認為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的標誌之一，指出民族語言不是階級的，而是全民的，對每個民族的成員是共同的，對整個民族是統一的。他寫道：「任何基礎都有同它相適應的自己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律等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設施；資本主義的基礎有自己的上層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有自己的上層建築。如果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那麼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發生變化和被消滅。如果產生新的基礎，那就會隨着產生同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就這方面來說，語言和上層建築是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整個社會社會各階級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創造出來不是為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各階級的需要。正因為如此，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對社會是統一的，對社會全體成員是共同的。……這也就說明，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既為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也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既為舊基礎服務，也為新基礎服務；既為剝削者服務，也為被剝削者服務。」「關於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格魯吉亞語、亞美尼亞語、埃薩尼亞語……以及蘇聯其它民族的語言，都應該說是這樣的，它們為這些民族的舊的資產階級制度服務得很好，為這些民族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同樣服務得很好。」民族和民族語言在社會主義取得世界性的勝利以前和以後的發展有其規律性，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前的時代，語言的發展只能通過一些語言被同化、另一些語言取得勝利的方式進行；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後的時代。由於壓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已不存在，各民族的語言必將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約束地互相豐富起來。

馬爾認為語言可能突然消亡和被創造，發生質變。斯大林則表示反對，他寫道：「在這個時期中，俄語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呢？俄語的詞彙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這就是說，由於產生了新的社會主義生產，由於出現了一種新的國家、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新的社會觀點、新的道德以及由於技術和科學的發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詞語；許多詞語獲得了新的含義而改變了意思；若干陳舊的詞從詞彙中消失了。至於構成語言基礎的俄語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那麼它們在資本主義基礎消滅後，不僅沒有被消滅和被新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所代替，相反地，卻完全保留了下來，沒有任何重大的變化，而且正是作為現代俄語的基礎保留了下來。」他在文中闡明了語言的發展性和穩固性，認為語言是按漸變性規律發展的。

參考文獻

• 《斯大林文選》. 人民出版社. 1962年.
• 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 Marxism and Problems of Linguistics (PDF).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2.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0）.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Fourth Edition) (PDF). 2006. ISBN 978013153448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Dileep Edara. Biography of a Blunder: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 and Later (PDF).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ISBN 978144388810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Michiel Leezenberg. Soviet orientalism and subaltern linguistics: The rise and fall of Marr's Japhetic theory (PDF). 201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Christian Fuchs. Revisiting the Althusser / E. P. Thompson-Controversy: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20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