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新疆識略
| 《欽定新疆識略》 | |
|---|---|
 《欽定新疆識略》武英殿版 | |
| 原名 | 《伊犁總統事略》、《西陲總統事略》 |
| 作者 | 王廷楷、祁韻士、徐松等人 |
| 類型 | 地方志 |
| 語言 | 漢語 |
| 主題 | 歷史、地理 |
| 發行資訊 | |
| 出版機構 | 武英殿 |
| 出版時間 | 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 |
《欽定新疆識略》（原稱為《伊犁總統事略》、《西陲總統事略》，簡稱：《新疆識略》）是嘉慶十二年（公元1807年）在由松筠主持纂定，賡寧繪圖，先由王廷楷原輯，後由祁韻士增補編纂成《伊犁總統事略》，後在此的基礎上，最終由徐松增補修撰而成的西北邊疆史地著述。該作將新疆自然地理、政治制度、經濟、文化、軍事、民族風俗等眾多方面匯集於一冊。全書十二卷，二十八萬字，二十三幅輿圖。該書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西北邊疆史地學的開創之作[1]。《欽定新疆識略》是繼乾隆年間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之後，最早也是最具參考價值的西北史地學著作[2][3]。《欽定新疆識略》的出版代表着「新疆」這個詞第一次作為省級行政區的專有地名正式被政府啟用[4]。
背景
[編輯]隨着準噶爾之役結束、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亂之後，清政府正式開始治理新疆地區並日益加強該地區的治理。這就使得一些記載和研究當地官制、地理、風土等相關信息的著作在《欽定新疆識略》著成之前便已經完成，如永保等人所著的《伊犁事宜》、《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事宜》、《烏魯木齊事宜》、《塔爾巴哈台事宜》等，和寧所著的《回疆通志》和《三州輯略》等。這些著作為《欽定新疆識略》的著成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然而因為這些著作具有一些如缺乏推廣，影響力不大，記載範圍有限，過於簡述等過於明顯的缺陷，並不被視為晚清西北史地學的發端[1]。
伊犁將軍松筠重視通過著述等文治手段記載邊陲地區的情況，並闡述他的治理邊疆的思想。松筠認為雖然之前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等關於新疆的志書，但因其體例和內容已不適合當時的治理邊疆的需求，而且此志的通志地位也遭受到質疑[a][1]。除此之外，松筠也認為極為需要重新編撰一冊通志用以紀念清王朝統一新疆，以及方便對新疆的了解和統治並固邊防，於是松筠上書向嘉慶帝建議纂修通志。但此舉遭到了駁斥，給出的理由是伊犁的相關事宜已有《西域圖志》一書，即便需要續增也應該京開館編纂。另外，伊犁將軍的責任是屯防等事務，而且伊犁能撰寫書籍的人很少。還有即使要開展《西域圖志》續纂的工作，也需要等到三省邪匪方略完成後再開始[1]。不過雖然嘉慶帝駁斥了松筠的請求，但又命他將乾隆四十七年後的各項事宜詳查並送方略館以備采輯。後嘉慶帝認為邊疆書籍難以徵集，編纂工作難以進行，命館臣續纂《西域同文志》，各城所遞交上來的文獻都需要交由伊犁匯總核轉。松筠趁着這個機會開始了《伊犁總統事略》的編纂工作[1]。
作者與成書過程
[編輯]松筠青睞學者型的流放人才，然而當他上書給嘉慶帝，希望從流放伊犁的官員中選拔教習，也遭到了嘉慶帝的反對。嘉慶帝認為犯人應當希冀邀恩，故斷不可行，而松筠作為伊犁將軍應當留意邊防，整頓武備[6]。不過松筠還是很尊重這些官員，不僅讓流放官員免於遭受苦差，而且充分利用這些官員的學術之長，曾三次組織他們參與到了《伊犁總統事略》的編纂工作之中[1]。
《伊犁總統事略》的第一任作者為曾為山東金鄉縣令的王廷楷。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王廷楷因「金鄉童試罷考案」被遣戍新疆伊犁。在新疆期間收到松筠的賞識，以筆帖式兼辦行走的身份辦理奏稿。松筠派王廷楷進行《伊犁總統事略》的編纂工作。王廷楷著書的過程並未被記載，但其所留如《伊江雜詠》的八首七律和《回疆竹枝詞》二十首等詩集都有注文，注文所涉及的伊犁九城建置、屯田、牧場、貿易、文字、服飾、飲食、婚嫁等內容和《伊犁總統事略》所述完全一致且顯示出很強的史料用功。王廷楷在進行《伊犁總統事略》的編纂工作的時候，或進行過詳細的實地考察和收集資料的過程。不過他只是進行了資料匯編等工作，在《伊犁總統事略》完成前，王廷楷於嘉慶十一年，遣戍期滿釋歸山東[7]。
《伊犁總統事略》的第二任作者為曾任戶部寶泉局監督的祁韻士。祁韻士於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因「局庫虧銅」案發被發戍新疆三年。祁韻士精通西北邊疆地理、形勢等學問並曾經編寫過《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此次遣戍的經歷也是給了祁韻士一次實地考察的機會。在祁韻士流放的路上，他便已經開始記錄所見所覽，積累的內容也隨着時日增長而變得豐富[8]。此次機會加上本身的紮實的知識基礎，使得祁韻士在遣戍時期編寫了大量的西北邊疆史著作，《伊犁總統事略》便是其中重要的著作之一。《伊犁總統事略》是伊犁將軍松筠令祁韻士在王廷楷未完成的稿件基礎上重新增纂的。除了祁韻士的撰寫，松筠又令賡寧繪製19幅輿圖，最終在嘉慶十二年（公元1807年）完成十二卷的《伊犁總統事略》[2][3][9]。《伊犁總統事略》後更名為《西陲總統事略》[b][3]。
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松筠第二次出任伊犁將軍。便命前一年因出考題目「割裂文義」等九項罪名被發戍伊犁的前湖南學政徐松對《西陲總統事略》進行第三次編撰工作。松筠曾想讓徐松以筆帖式的身份完成工作，但因為徐松戍期不足一年並未得到嘉慶帝的同意。徐松先是收集整理當時的史籍，發現一些問題無法通過書籍敲定。在得到松筠的同意後，開始對南北疆進行實地考察和研究，其行程超過萬里，行跡到達全疆大部地區[8]。在原《西陲總統事略》的基礎上，新編十二卷。此版本內容上比原版更加翔實，字數上從原有的十三萬字擴充至二十八萬字。成書後的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松筠將完成的《西陲總統事略》上呈於剛剛繼位的道光帝。由於此時剛剛發生張格爾之亂，當局者急於了解新疆以方便其的統治，故極為重視此書的出版。道光帝閱讀該書後親自為其作序，並賜名為《欽定新疆識略》，並命將《欽定新疆識略》付武英殿刊行[1]。
成書的相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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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欽定新疆識略》中作者署名為「臣松筠恭纂」，此後的「武英殿修書處刊校」諸臣職名48人中並沒有出現徐松的名字。不過《欽定新疆識略》由徐松編著基本為公認的事實，時人龔自珍等人在引用《新疆識略》時也稱為徐松所作[10]。另外道光帝還在成書同年的十二月下旨賞賜徐松。在徐松返京後，道光帝也曾親自召見徐松詢問新疆情況，從這些行為之中也能看出徐松對該書的貢獻[1]。未將徐松列為作者原因可能首先因為徐松為遣戍犯人不宜列名於「欽定」之書。其次，道光帝赦免了徐松讓其返京，刊印其作《新疆識略》，問「西陲之事」並升遷內閣中書是為了將用人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並且讓徐松在一步步的升遷中感受到皇恩[11]。另外，徐松曾為松筠的幕賓，以幕主名義代撰刊刻的現象在清代普遍存在[11]。
關於《伊犁總統事略》、《西陲總統事略》和《欽定新疆識略》的關係，日本學者榎一雄在其著作《關於徐松的西域調查》中認為祁韻士所著版是從《西陲總統事略》更名為《伊犁總統事略》[12]。而中國大陸學者朱玉麒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在《〈新疆識略〉成書考》中認為是《伊犁總統事略》更名為《西陲總統事略》[13]。馮繼強在其碩士論文《〈伊犁總統事略〉研究》中的觀點與朱玉麒觀點相同，但改名的原因和時間並不相同[3]，他認為原因有當時「伊犁」有兩層含義，其一為伊犁將軍需總理南北疆事務，其二為伊犁將軍和參贊大臣的直轄區，所以成書之時，松筠認為使用「伊犁」有歧義所以在重版的時候改名為「西陲」。另外程振甲的《校刻西陲總統事略序》也可以推斷松筠寄示本子的時候已經是改名以後的事了[14]。白蘇俠在其碩士論文《〈欽定新疆識略〉研究》中，曾引《西域水道記》龍萬育序「見先生所撰《伊犁總統事略》…」，認為根據這裏就是《欽定新疆識略》初名為《伊犁總統事略》的證據[15]。《清史稿》中稱徐松所撰寫的《欽定新疆識略》是祁韻士撰寫的《西陲總統事略》的續修[16]。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其著作《中國史學史》內的觀點認為《欽定新疆識略》是對《西陲總統事略》的訂正之書[17]。白蘇俠在其論文《徐松及〈欽定新疆識略〉文獻研究現況》中認為《欽定新疆識略》是由徐松獨立編纂完成的，而非是對《西陲總統事略》的續修或者訂正[17]。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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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與抄本
[編輯]《伊犁總統事略》的最初稿本現已散佚，無從查知[15]。《伊犁總統事略》最早的抄本記錄為遼寧省圖書館館藏的清乾隆抄本[18]。後經查證此版本着錄有誤。此版本可能是由於時代條件限制，和乾隆年間編纂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相互混淆，後來未及糾正，且該書於嘉慶十二年才成書，並不會出現乾隆抄本[14]。《伊犁總統事略》稿本的抄本分別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湖南省哲學研究所圖書館和蘭州大學圖書館，另外大連市圖書館藏有此版本抄本的殘卷[3]。新疆大學圖書館古籍室也藏有《伊犁總統事略》抄本，此本為線裝，兩函10冊，長29.6厘米，寬25.6厘米，加卷首共13卷，卷一至卷六各卷單成一冊，卷七、卷八、卷九合訂為一冊，卷十、卷十一合訂於一冊。半頁10行，每行21字，小字雙行同，共693頁，大概15萬字。卷首有「李士林印」、「張道彭」和「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藏書」朱印。此本與所刊行的《西陲總統事略》及《欽定新疆識略》均不相同，此本可能也是稿本傳抄本[15]。瀋陽收藏家沈沛曾從日本回購一套兩函12冊版《伊犁總統事略》。此本冊長25厘米，寬17厘米，半頁9行，每行18至23字，小字雙同行，約13萬字，使用連史宣紙，由多人採用唐人寫經風格手書。有松筠嘉慶十三年序，沒有晉昌嘉慶十四年序。明黃色封皮，上有豎排楷書「伊犁總統事略」。木質護書板是金絲楠木，上刻書名，書名內有石綠描寫。書中地圖均為手繪，地圖存在漏繪和錯字的現象，但整體視覺效果較好。此本可能是松筠回籍後於嘉慶十三年獻進給嘉慶帝的獻進本[3]。日本東洋文庫有無竟藏有《伊犁總統事略》十冊12卷，半頁10行，每行21字。美國漢學家恆慕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中曾提到美國國會圖書館也藏有一部名為《伊犁總統事略》的舊抄本，內容與武英殿刻本不同[19]。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家譜閱覽室有兩版《欽定新疆識略》抄本，其一為成書於民國大陸時期，共十冊，半頁10行，每行21字，雙欄板框，小字雙行。其二為道光戊子抄本，此本書名為《欽定新疆志略》，共二冊，內容為《欽定新疆識略》卷首至卷三的節抄本[15]。
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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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總統事略》成書於嘉慶十二年，不過現存最早的刻本有「晉昌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敘」。這個版本目前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此版扉頁書名為篆體「伊犁總統事略」，兩函16冊，包括1冊《西陲竹枝詞》和後人加上的《綏服紀略圖詩》一冊。首有晉昌嘉慶十四年敘，但沒有松筠和程振甲序。半頁10行，每行20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雙魚尾，象鼻處有書名、卷數及頁碼。此版本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伊犁總統事略》刻本。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也存有有「晉昌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敘」的刻本，但裝訂分冊與北京大學藏本並不一樣。中央民族大學藏本扉頁書名為篆體「伊犁總統事略」，不過為一函7冊，現剩6冊，每冊2卷，包括《西陲竹枝詞》一冊，首有晉昌和松筠序，沒有程振甲序。半頁10行，每行20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雙魚尾，象鼻處有書名、卷數及頁碼。此版本是在北大藏本的基礎上加上松筠序的重印版。另外，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所藏的一函8冊包括《西陲竹枝詞》和《綏服紀略圖詩》各一冊的《西陲總統事略》也有嘉慶十四年之說，但因其卷首有程振甲的嘉慶十六年校刊序，故此種說法值得商榷[20]。
《伊犁總統事略》更名為《西陲總統事略》後，最早的刻本為嘉慶十六年程序本。此版本存世較多，均為一函8冊，包括《西陲竹枝詞》和《綏服紀略圖詩》各一冊，每冊兩卷。半頁10行，每行20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雙魚尾，冊長29厘米，寬17厘米或17.4厘米。象鼻處有卷數及頁碼，沒有書名。封皮有黃褐色和深藍色兩種顏色，可能是因為重印本較多。首有松筠嘉慶十三年序、程振甲嘉慶十六年校序以及晉昌嘉慶十四年敘。扉頁為豎排楷體「西陲總統事略」書名。附錄的《西陲竹枝詞》和《綏服紀略圖詩》，每頁10行，每行22字，象鼻處有書名和頁碼。《西陲總統事略》之後只有道光十九年祁識本一種刻本，書目有「據清嘉慶間刻板重印」，是祁韻士五子祁寯藻任江南學政時，將嘉慶十六年刻本重印。只更換了內封的版刻，並將楷書的「西陲總統事略」的書名改為篆書。書背面有祁寯藻道光十九年六月的識語，其他地方與嘉慶十六年刻本完全一樣，此藏本藏於國家圖書館地方志譜閱覽室[20]。
清道光元年《欽定新疆識略》武英殿修書處刻本是現在流傳於坊間的通行本。此書10冊，10行，每行21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版心處有書名、卷數和頁碼。分藏在如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等中國大陸各大圖書館。此版本有「道光御筆」百文和「政在養民」朱文方印[1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圖書館也有道光元年刻本，不過是半頁11行，其餘與其他版本基本相同[21]。另外，國家圖書館北海分館藏有《新疆坤輿全圖》刻本，圖中地名、里數等內容遵循《欽定新疆識略》的標繪[15]。
各印本
[編輯]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同文館曾出版《欽定新疆識略》鉛印本，現藏於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和甘肅省圖書館西北文獻室[15]。光緒二十年上海積山書局出版的石印本分佈較為廣泛。此版本10行21字，小字雙行同，白口，雙魚尾，四周雙邊，單魚尾。此版本特點沒有「道光」二印，還有就是版框內縮[15]。明治三十一年（公元1898年）到明治三十五年（公元1902年），清末民初的外交家錢恂曾向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捐贈了大量書籍，其中就包括積山書局的《欽定新疆識略》的石印本[22]。另外，中華民國成立後也有了《西陲總統事略》的石印本，此版本是從嘉慶十四年刻本的基礎上稍加變動的重版[3]。
《西陲總統事略》有在1959年由中國書店基於嘉慶十六年程序本而出版發行的影印本。此版本扉頁書名前為楷書豎排「西陲總統事略」，後為篆書豎排「西陲總統事略」。並在楷書書名背面印有「北京市中國書店印」，用以區別嘉慶十六年刻本。除此之外版式與內容上均與嘉慶十六年刻本相同[3]。中國書店出版社分別於1985年和2010年9月再次將此版《西陲總統事略》重印發行，2008年該書作為《中國書店藏版古籍叢刊》系列之一被出版[23][24][25]。1965年12月，台北文海出版社也是基於嘉慶十六年程序本將此書收錄於《中國邊疆從事》之中[26]。《欽定新疆識略》的影印本均來自武英殿刻本。分別收錄於1999年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續編·西北罕見地方志文獻》、2001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西北卷》以及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等叢書之中[27][28][29]。另外，在1993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印製了一版《欽定新疆識略》，美國國會圖書館有一冊此版的《欽定新疆識略》[30]。《西陲總統事略》和《欽定新疆識略》曾同時被收錄在鳳凰出版社於2019年出版的《清代新疆政務叢書》之中[31]。
西陲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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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陲要略》是祁韻士在編撰《西陲總統事略》時，將其中重要內容收錄起來纂成的。全書四卷，大部分內容就是《西陲總統事略》的撮要，在清末影響較為廣泛[14]。《西陲要略》版本較多，有稿本、刻本、鉛印本、影印本和抄本16種[32]。另外，俄國漢學家比丘林是最早將祁韻士的《西陲要略》翻譯為俄文的人，故此書有俄文本。現存較好版本有道光十七年筠淥山房刻本、粵雅堂叢書本、光緒四年同文館鉛印本以及皇朝藩屬輿地本[33]。
體例特點
[編輯]西陲總統事略
[編輯]《西陲總統事略》第一個特點是採用的是分門別類的形式編纂，由45個子目將新疆地區的自然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民族風俗等方面介紹的相對清楚。不過和經過增減的《欽定新疆識略》相比，內容不比《新疆識略》詳細，但條目數量與《新疆識略》的24個子目相比多了很多且編排複雜[2][3]。《西陲總統事略》的第二個特點是圖志並重，圖說相互參稽。《西陲總統事略》全書共地圖19幅將新疆地區的地理、山川方位、城池要塞均標註在地圖之中，並配以圖說對地圖的標識進行解釋和說明。其中包括「新疆南北兩路全境總圖」、「北路各城總圖」以及「南路各城總圖」三幅總圖。以及16幅分圖，分別是北路的伊犁、塔爾巴哈台、庫爾喀喇烏蘇、烏魯木齊、古城以及巴里坤；南路則有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吐魯番和哈密的地圖[2][3]。
欽定新疆識略
[編輯]《欽定新疆識略》的第一個體例特點是有圖有表且圖表互用。徐松在續撰《西陲總統事略》的時候，不僅將輿圖數量增加到23幅，並且加入了6幅原《西陲總統事略》沒有的表格。23幅輿圖包括1幅新疆總圖，6幅北路輿圖分別是北路輿圖總圖、巴里坤輿圖、古城輿圖、烏魯木齊輿圖、庫爾喀喇烏蘇輿圖以及塔爾巴哈台輿圖各一幅，11幅南路輿圖分別是南路輿圖總圖、喀什噶爾輿圖、英吉沙爾輿圖、葉爾羌輿圖、阿克蘇輿圖、烏什輿圖、庫車輿圖、喀喇沙爾輿圖、吐魯番輿圖以及哈密輿圖各一幅。5幅伊犁輿圖分別是伊犁輿圖總圖、伊犁西南圖、伊犁西北圖、伊犁東北圖以及伊犁東南圖各一幅。6幅圖表包括新疆道里表、新疆水道表、職官姓氏表、卡倫安設表、哈薩克世次表以及布魯特頭人表[3][15]。
《欽定新疆識略》另一個特點是徐松在《欽定新疆識略》中的每門之首撰寫了「小序」，用以清楚地表示該門所敘述的內容[15]。另外還有一個特點是徐松再進行地理測繪標識時沒有繼續使用《西陲總統事略》中使用的「分野」之說，而是選用從西方傳來的「晷度」之法。祁韻士選用「分野」之說的原因可能是效仿《西域圖志》初修本的「分野」之說，也有可能是祁韻士知識的缺陷加上文人自負的心態而排斥從西方而來的「晷度」之法。徐松使用「標以晷度」的方法是體現了清政府對邊疆的重視和對在新疆地區進行的測繪工作的肯定，也展示了當時統治者尊重近代科學技術的精神，此舉更是更新了當時的地理學思想觀念[3][15][34]。
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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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陲總統事略》的45個子目分別是「初定伊犁紀事」、「初定回疆紀事」、「伊犁駐兵書始」、「伊犁興屯書始」、「南北兩路全境圖說」、「南北兩路疆域總敘」、「南北兩路山水總敘」、「南北兩路卡倫總敘」、「南北兩路軍台總目」、「官制兵額」、「職官題名」、「城池衙署」、「疆域山川」、「壇廟祠宇」、「糧餉」、「訓練」、「軍器」、「營務成案」、「兵屯」、「旗屯」、「回屯」、「屯務成案」、「錢法」、「船工」、「圖籍」、「教學」、「世職」、「節孝」、「牧廠」、「廠務成案」、「卡倫」、「會議卡倫成案」、「塔爾巴哈台事略」、「烏魯木齊所屬事略」、「回疆各城事略」、「土爾扈特源流」、「哈薩克源流」、「布魯特源流」、「霍罕路程記」、「漢烏孫釋地」、「唐西突厥釋地」、「哈薩克馬說」、「渥窪馬辯」、「厄特舊俗紀聞」以及「回俗紀聞」。而《欽定新疆識略》的每卷題目分別為卷一《新疆總圖》、卷二《北路輿圖》、卷三《南路輿圖》、卷四《伊犁輿圖》、卷五《官制兵額》、卷六《屯務》、卷七《營務》、卷八《庫儲》、卷九《財賦》、卷十《廠務》、卷十一《邊衛》、卷十二《外裔》[3][15]。
雖然《欽定新疆識略》條目相比於《西陲總統事略》更少，不過內容上基本都是涵蓋了清代新疆地區的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民族幾個方面的情況，相比之下《欽定新疆識略》更為詳細和豐富。主要內容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清軍在新疆地區征戰等重大事件。《欽定新疆識略》和《西陲總統事略》開篇都記載了清軍統一新疆的戰爭紀實，準噶爾之役、平定回部、土爾扈特東歸、康熙清軍反擊噶爾丹的昭莫多之戰、雍正平大小策凌敦多布等軍事活動都被做了詳細的記述[3][15]。
第二，《欽定新疆識略》和《西陲總統事略》對新疆的疆域、道里、山川分佈位置走向、卡倫等軍事設施的分佈、城池、壇廟的分佈均進行了詳細的記載。以天山中分，分南北兩路敘述，在此書中將吐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喀什噶爾分為南路，北部為巴里坤、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和伊犁。並且對各地的出產情況以及各地的銅廠、煤礦、鉛礦有所記錄，反映出當時清政府在新疆地區所進行的經濟開發[35]。《欽定新疆識略》更是附有表格，列舉了各軍台、營塘、驛站之間的道路的距離做了詳細的記錄。另外，書中對新疆境內的城池衙署也進行了記載，每座城池與其他城池的距離、城牆高度以及城內設施等內容均被記載。城池的出現和發展說明清政府在新疆推動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3][15]。
第三，書中還對當時新疆境內的卡倫軍台的設置、官制兵額、訓練軍器等軍政佈設的內容有着詳細的記載。不只是記錄了各個台站、卡倫、塘鋪的名稱、建立的目的、種類、規模、職能、歸屬和距離，對駐紮在台站和卡倫的邊防官兵的生活也有描寫[35]。《欽定新疆識略》在文後附有《職官姓氏表》對伊犁將軍、參贊大臣、領隊大臣、撫民同知、理事同知等官職的設官其實時間、職務沿革、職掌、姓名及在職時間做了記載。除此之外，對如察哈爾營、索倫營、錫伯營等各軍隊的兵員數、駐防情況、軍器數目、行操演練都有所記載，這些內容反映了執政者積極有效的管理新疆[15]。
第四，書中對伊犁將軍在新疆的活動也進行了敘述，涉及到松筠在新疆開設旗屯，奏定《回疆事宜規條十則》、處理孜牙墩事件等事件[35]。書中也記錄了在伊犁地區的屯田水利開發的情況。屯田活動主要在北路地區，在辟展廳、吐魯番的托克遜以及哈喇沙爾、烏什及阿克蘇地區實行兵屯，在哈密地區實行犯屯。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回屯和戶屯[36]。並且提出了「佃人耕種，用資生計」、「開渠灌溉，業有成效」、「分地耕作，永為世產」等經營屯田的理論[37]。《欽定新疆識略》也曾對當時環境對屯田的影響有所記載[38]。松筠的治疆思想也在書中的《回疆事宜規條十則》得以體現。他認為僅靠當地的官員並不能夠列舉所有的情況，駐疆大臣需謹慎的把皇帝的旨意傳遞給當地的少數民族，要謹慎任用少數民族的首領，限制阿奇木伯克與霍罕伯克的交往，對少數民族首領禁止使用酷刑，也要防止利用宗教發生騷亂等內容。松筠希望能夠穩定清政府在邊疆的統治[35]。
最後，書中對新疆地區各少數民族的源流以及當時當地少數民族的風俗習尚進行了記述，用以「熟悉夷情」。《西陲總統事略》對當地少數民族的民族源流、飲食起居、婚喪嫁娶、宗教信仰等內容進行了記載[3]。《新疆識略》中徐松將當地少數民族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為被清政府直接管轄的回部及厄魯特部，第二層為雖有貿易往來但並不為清政府所控制的瓦罕、沙克拉、什克南等民族，第三層則為雖有管轄關係但管理鬆散的哈薩克族和布魯特。徐松認為處理好邊防的首要工作就是處理好與第三層也就是與哈薩克和布魯特的關係。書中對少數民族情況的記載，是為了讓執政者了解新疆的「夷情」，使其更好地經營西北邊疆[39]。
意義與評價
[編輯]《欽定新疆識略》是晚清西北史地學興起的標誌性作品。祁韻士和徐松因此書出版成為當時西北史地學的開創者，並以編撰此書為契機又撰寫了各有代表性的西北史地學著述[1]。祁韻士等人注重實地考察的研究態度，也影響了當時的學術風氣[3]。隨着道光帝賜名《欽定新疆識略》和《欽定新疆識略》此書被武英殿刊印後，加上當時西北局勢變化的影響，關注西北並投入西北史地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同時《欽定新疆識略》也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追捧、抄錄，清末藏書家丁丙與袁昶便在來往書信中多次提及購買、抄錄《新疆識略》[42]。隨之而來的是西北史地學的研究被發揚光大，幾乎成為晚晴的顯學[1][15]。《欽定新疆識略》作為《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後又一部重要的新疆地方志，不僅有對之前史料的不足提供補充的作用，著作本身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為當時人們了解新疆以及對清政府統治和管理新疆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也為後人研究清朝中末期新疆地理、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1][3]。
《欽定新疆識略》是「新疆」第一次作為省級想出去專有地名被政府啟用。在《欽定新疆識略》之前，有多種對現新疆地區及周邊地區的稱呼，有以「回疆」一詞原多指維吾爾人聚集的南疆，後基本泛指新疆地區，如《評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勘定回疆記》等。也有在官方或私人書文中使用「西域」一詞，例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西域風土記》等。「西陲」一詞的使用多指新疆地區，不過也會出現該詞語指西藏地區的情況[43]。「准疆」一詞在準噶爾部勢力消亡後逐步不再使用[44]。隨着清政府鞏固並發展了在新疆的統治，「新疆」逐漸成為固定地名。徐松在《新疆識略》中稱「今之新疆，即古西域」。當道光帝為《新疆識略》賜名並由武英殿刊印時，《欽定新疆識略》首開書寫「新疆」作為專有地名的先河，也奠定了「新疆」一詞專指今新疆地區所在地域。此後如《新疆圖志》[d]等官修志書都言及於此[15]。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新疆」正式成為清政府的一個省[44]。
《欽定新疆識略》也有一些負面評價及不足之處，如此書雖然標榜為「經世致用」，但因其是服務於當政者，是為了為當政者實施政策、出台政策提供借鑑的書籍，使之學術的致用性高於求真務實[15]。同時，全書着重敘述軍政建設，而簡略記述了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內容，為其染上了政治色彩。另外，雖然祁韻士、徐松等人撰寫完成此書經過了藉助指南針等工具且親自實地考察並加以記錄的過程，並且會翻舊籍與實地對照，這些工作不僅工作辛苦且工作量大。但相比於同時期的其他國家地理學家相比從數據精度，記錄範圍，工具水平等方面則顯得相形見絀，如亞歷山大·馮·洪堡赴南美洲考察時使用包括六分儀、氣壓表、氣溫表等四十多種儀器，且每達一處都測定經緯度，並收集千計的植物岩石標本，觀察不同的自然現象以及記錄生產、貿易等數據。另外，一些史實錯訛、內容缺失等瑕疵也出現在《欽定新疆識略》之中，使之失色不少[15]。《欽定新疆識略》雖然提及很多全疆的信息，但由於側重點是伊犁地區，其他地區則撰寫的過於簡單，如果以省一級的通志作為要求，可能有畸輕畸重的嫌疑[45]。
相關展覽
[編輯]2011年，在國家圖書館展覽中心舉辦的「西域遺珍·新疆歷史文獻暨古籍保護成果展」曾將《西陲總統事略》嘉慶十四年刻本和《欽定新疆識略》武英殿刻本作為展品一起展出[46]。2019年，由徐州市圖書館和奎屯市圖書館聯合主辦的「『紙載千秋 文連徐奎』徐州古籍文化藝術品展」曾展出8套徐州文化館收藏古籍，其中就包括《欽定新疆識略》[47]。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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