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五月
血腥的五月（德語：Blutmai）指的是1929年5月1日國際工人日（現稱國際勞動節）其後三天內，柏林警察（在柏林德國社會民主黨政府下）鎮壓德國共產黨的支持者和無辜平民的事件。
在此之前，在1923年啤酒館暴動和德國的十月革命後，普魯士自由邦在1924年勞動節就曾實施過公共露天集會禁令，此後形勢大致穩定。但情況在1928年德國國會選舉競選活動期間不斷激化，奧托·布勞恩領導下的魏瑪聯盟普魯士政府希望遏制左右極端政治暴力衝突的日益激化。1928年12月，柏林警察局長卡爾·策吉貝爾試圖以嚴格高壓手段對政治暴力進行威懾，他以紅色陣線戰士同盟和國家社會主義衝鋒隊在此期間的暴力行徑為由，頒布了更為嚴格的公共露天集會遊行禁令。並在1929年初由普魯士內政部長阿爾伯特·格熱辛斯基以同樣的理由擴大至普魯士全境。兩天後格熱辛斯基在講話中說若德共不放棄暴力路線就會將其取締。這加劇了德國共產黨對針對這一禁令的政治煽動和批判態度，格熱辛斯基發表上述言論的數日後德共中央在《紅旗報》上認為禁令和有關取締的威脅是想壓制有階級意識的工人並令其噤聲[1]，還有個別黨組織指責格熱辛斯基擺出「可笑的法西斯姿態」，宣言「共產黨人會以堅定的步伐將其跨過」。
4月30日，柏林出現了德共兒童及青年組織青年斯巴達克斯團和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的團員對交通警察的騷擾活動。且因為普魯士其它地區對集會禁令有所放寬，柏林也出現了禁令已取消的誤報或假消息。但柏林警察局長策吉貝爾重申在柏林禁令依然有效，有德共組織號召堅持五一集會，即使「策吉貝爾敢讓工人在勞動節流血」也在所不惜。策吉貝爾已在早前的4月28日要求工人不要參加勞動節示威，政治集會將被嚴格處理，他也重申早前太多的流血衝突不得不讓他頒布示威活動禁令。他攻擊德共要按莫斯科的命令發動反叛，且不惜犧牲工人的性命。
共產黨人的犯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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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報》，柏林，1929年4月29日 |
這種觀點以醒目的標題在社民黨陣營的出版物中廣泛流傳。歷史學家庫爾茨認為，恰好在在確立國際工人節40周年之際打破在這一節日遊行的傳統，不論是對社民黨人還是工會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而在1890年正是社民黨確立了這一傳統，這種遊行長期以來都是在被禁止的情況下進行的。但德共黨員日益增長的侵犯性驅使他們選擇反制並支持遊行禁令[2]。
5月1日在普魯士不是公共假日。上午一開始只有零星的小型集會，被警方迅速驅散。但在中午隨着人群湧入，警察開始更加頻繁的作武力驅離和鳴槍示警，同時開始有人對警方採取明顯的挑釁行為，並試圖癱瘓交通。警察開始對圍觀者和一切被判定為非法集會的活動不加區別地作驅離警告，部分人甚至被圍追（德語：Treibjagden）。這導致許多無辜的圍觀者也受牽連。大批警察乘運輸車入場即展開鎮壓行動。社民黨則遵循禁令在室內舉行五一集會。
下午示威重心轉向工人街區，警察進行抄家搜捕，甚至直接射擊在窗口掛有紅旗的人家。馬克斯·格邁因哈特（Max Gmeinhardt）是一名住在警察行動目標街區的黑紅金國旗團成員，他當天剛從柏林體育宮舉行的五一集會歸來，但在家中因為沒有照警察命令立刻關上他家的窗戶而遭到槍擊。
5月2日，共產黨發動罷工，號召工人反對警察暴力。在事件激化的過程中，威廉·皮克在國會指責策吉貝爾是「殺人犯」，而策吉貝爾雖然呼籲警察保持克制，但他本人也頒布了柏林全域的「交通和燈光禁制令」（Verkehrs- und Lichtverbots），讓柏林事實上陷入緊急狀態，內容包括：實施嚴格宵禁；室內不許照明；沿街的窗戶不許打開；禁掛紅旗7周。5月3日晚，一名可能不明白柏林實施宵禁的新西蘭記者被殺，成為事件中最後一名遇害者，到5月6日事件已基本平息。柏林的禁制令被解除。
騷亂中，有33名[3]平民喪生（多被槍殺，一名被警車殺死），約198人受傷，47名警察受傷（受槍傷的僅有1名警察，原因是走火）。1228人被拘留，其中只有約十分之一與德共存在直接或間接聯繫，89人是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成員，共有43人被定罪，所有這些人的刑期加起來約10年，單人最高刑期為9個月。沒有警察因暴力行徑受到調查或指控，德共和社民黨在普魯士邦議會展開了激烈爭論，針對邦政府的的不信任動議和針對柏林警察局長策吉貝爾的罷免案均未獲通過，兩黨之間的爭論持續。
魏瑪共和國中央政府採取行動指責德共及其組織企圖煽動叛亂。普魯士5月3日的禁令禁止了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的活動，帝國內政部長卡爾·塞弗林則在5月6日對其頒布全國禁令，10日聯邦各州的內政部長會議宣布禁令將持續至14日。德共總體與被定性的暴動保持距離，但仍將其作為號召工人反對社民黨的事例宣傳。5月8日的葬禮上恩斯特·台爾曼在演講中聲言共產黨「全力聲援那些站在街壘上的人們」，而社民黨則為警察的行徑辯護。該事件是魏瑪共和國政府及其穩定性衰落的重要時刻。該事件還標誌着左翼的社民黨政府與極左翼的德國共產黨的關係出現轉折，削弱了左翼政黨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崛起中的納粹黨的任何前景。警察的殘酷鎮壓還導致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進一步受到破壞[4]:139[5]。
參考資料[編輯]
- ^ Thomas Kurz: „Blutmai「. 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 im Brennpunkt der Berliner Ereignisse von 1929. Mit einem Geleitwort von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ietz (Nachf.), Berlin 1988, ISBN 978-3-8012-0131-9, S. 20f.
- ^ Thomas Kurz: „Blutmai「. Berlin 1988, S. 24.
- ^ Buchner 2001
- ^ Bowlby, Chris. Blutmai 1929: Police, Parties and Proletarians in a Berlin Confronta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86, 29 (01): 137-158. doi:10.1017/s0018246x00018653.
- ^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Beck, München 1993, S. 350 f.
文獻[編輯]
- Léon Schirmann: Blutmai Berlin 1929. Dichtungen und Wahrheit. Dietz Verlag (Parteiverlag der PDS), Berlin, 1991.
- Buchner, Bernd. Um nationale und republikanische Identität. Bonn: Verlag J.H.W. Dietz Nachfolger (Parteiverlag der SPD). 2001: S. 252–262.
- Thomas Kurz (Diplomat): „Blutmai「. 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 im Brennpunkt der Berliner Ereignisse von 1929. Mit einem Geleitwort von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ietz (Nachf.), Berlin 1988, ISBN 978-3-8012-0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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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zirksamt Mitte von Berlin / Mitte Museum (Hrsg.): Berliner Blutmai 1929. Eskalation der Gewalt oder Inszenierung eines Medienereignisses? Berlin 2009.
- Rezension der Ausstellung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von Christian Saehrendt auf der Homepage der „Stiftung Zukunft braucht Erinnerung「 vom 19. Januar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