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澤仁
格桑澤仁（藏語：བསྐལ་བཟང་ཚེ་རིང་，威利轉寫：bskal bzang tshe ring；1905年—1946年），漢名王天華，男，四川省雅州巴安司（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人，中華民國政治活動家。[1]
生平[編輯]
早年經歷[編輯]
格桑澤仁於清朝光緒三十一年生於四川雅州巴安司。後來趙爾豐執掌川邊，將巴安司改為巴安縣，並在巴安縣設立小學。格桑澤仁遂入巴安縣立小學學習，因成績優秀，不久便升入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創辦的巡警學堂，但還沒有畢業，巡警學堂便因辛亥革命而停辦，他轉入巴安縣華西學校學習。[1]
民國九年（1920年），格桑澤仁到雲南省昆明等地學習，提高了藏文與漢文的口語和寫作能力。民國十五年（1926年），四川軍閥劉成勛在四川雅安創辦了西康陸軍軍官學校，格桑澤仁考入改校。不久，劉成勛在內戰中失敗，該校解散，格桑澤仁留居雅安。後來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派僧官貢登扎西考察西康，格桑澤仁自薦充任翻譯。貢登扎西臨別返回南京之際，將格桑澤仁推薦給國軍第24軍軍長劉文輝，但格桑澤仁未能受到劉文輝重用。[1]
後來格桑澤仁來到南京。貢登扎西通過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將格桑澤仁推薦到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為馬福祥）任藏文翻譯。不久，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將格桑澤仁推薦給中央，格桑澤仁於1928年夏被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兼藏事處處長，併兼任蒙藏委員會所辦的《蒙藏周報》社副社長。[1]
其間，格桑澤仁組織了「西康青年勵志社」，以「互相勉勵，互相提攜，增進鄉誼」為宗旨，鼓勵西康青年到南京等地學習，並經戴季陶、馬福祥等支持，在中央政治學校內增設了西藏康班，學生是從北平蒙藏學校、太原北方軍官學校、東北講武堂等校來的20多位西康青年。格桑澤仁任該班副主任。[1]
巴安事變[編輯]
此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命格桑澤仁為黨務特派員，回康區從事黨務工作，以加強中央對康區的領導。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格桑澤仁作為康藏代表通電全中國，「敬希政府，正式宣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初，格桑澤仁從成都派人到康定籌備設立西康黨務特派員駐康辦事處，自己率領巴安籍的學員從雲南返回家鄉巴安，路經雲南昆明時，受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和雲南省黨政官員歡迎，並被龍雲授「滇邊宣慰使」職銜，獲贈雲南造單筒步槍100支及長波電台一部。格桑澤仁抵達巴安時，受到家鄉民眾熱烈歡迎。[1]
劉文輝對格桑澤仁的到來深以為忌，便在康定組織「反對格桑澤仁冒充康藏全權代表大同盟」，該大同盟指格桑澤仁冒充「康藏全權代表」，還在康定舉行了遊行，並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各個部委以求支持，還派馬澤昭、丁子沛作為「真正的民眾代表」到南京告狀。南京國民政府方面對此未予理睬，並任命格桑澤仁為國民政府參議。同時，劉文輝所屬的第24軍駐巴安縣的軍官也惡語中傷格桑澤仁。格桑澤仁在巴安難以開展黨務工作，地方鄉紳還向他申訴當地駐軍惡行，中央所派官員也遭槍殺。巴安縣僧俗民人向南京國民政府告狀稱，[1]
康民受川藏夾壓，無可申訴，幸蒙中央委格桑澤仁回康辦黨，喚醒康人。乃駐康旅長馬嘯不協力御藏，反壓迫西康，并迭令僧等嚴防格桑，不准入康。僧等以中央大員銜命回康，未敢擅阻，詎駐巴軍隊竟將黨部幹事戴良晞要路槍殺，圍攻黨部。僧民等為擁護中央命令，自衛自決。
同時獲得中央、龍雲及西康地方勢力支持的格桑澤仁提出了「康人治康」，並宣布了五條政綱：[1]
- 實行地方自治；
- 主張民族平等；
- 廢除烏拉制度；
- 改進耕作技術；
- 發展文教事業。
格桑澤仁還乘軍閥混戰，藏軍又占領甘孜、瞻化等地尚未撤離，劉文輝腹背受敵之際，強繳巴安縣駐軍第42團的武器，成立了「西康邊防司令部」，即西康民族自衛軍，格桑澤仁任司令。他還將巴安縣的街道更名為「博愛街」、「中山街」、「平等街」、「自由街」等，並任命了巴安縣、得榮縣等縣縣長，史稱「巴安事變」。[1]
此外，格桑澤仁命令鹽井的貢嘎喇嘛繳交第42團駐鹽井部的武器。但貢嘎喇嘛拒絕將所繳武器運交巴安縣。格桑澤仁率軍征討貢嘎喇嘛，貢噶喇嘛遂聯合西藏噶廈，和藏軍共同進攻巴安民軍，並包圍巴安縣縣城。格桑澤仁指揮巴安縣軍民長期開展巴安保衛戰，使藏軍未能攻破巴安縣。在戰事膠着之際，格桑澤仁曾急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等人，電文中稱，[1]
竊韃賴自清末以來，即與英帝國主義密切勾結，逐我駐藏邊陸兩軍，占我西康二十二縣[2]。凡有傾心內向不忘祖者，輒遭殺逐，如藏王丁吉冷之被絞，班禪活佛之被逐，色拉寺三十六名喇嘛永遠禁錮，皆犖犖大者，其餘僧民之橫遭慘殺者，尤指不勝屈。
今之藏印交通則鐵道汽車正從事雙線建築，我則無論由川、滇、青、蒙、新任何方面進藏，均以牛馬輸運，而又受其種種無理之限制，以致邊藏交通斷絕。商業則以英印過剩貨物普遍暢銷於康藏，以吸收康藏各項原料，以致西康之康定、雲南之阿墩、青海之界谷各商場，一落千丈。教育則英藏文合編之教科書，所在皆是，不許偶用漢文漢語。軍事則由西人直接訓練，雖及衣履之微，咸取英制，而武器等項更不待言。其包藏禍心，由來已久。民十七經中央派員宣慰，韃賴雖派代表駐京，而侵略野心，毫不稍戢。故去年大白兩寺爭產私鬥，竟妄動干戈占我甘瞻，中央寬大為懷，派人調解，猶復狡詐百出，抗不交還。
今年巴安二·二六黨軍衝突，即乘機百端聯絡，欲假道攻爐，以遂其吞併西康之陰謀，實行其大西藏國之迷夢。故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澤仁以巴安關係國防，本鬩牆禦侮之義，嚴詞拒絕。彼計不得逞，竟於五月巧日，令偽前敵指揮西哇冷巴，率軍四千餘人，猛襲巴安，經澤仁率軍民設伏腰擊，予以重創。乃移北路主力，大舉反攻，欲突破南路，以抄襲北路川軍之後，經澤仁抵抗兩月余，大小血戰九次，始將頑敵擊退，曾電呈在案。惟數月以來，軍民雖忠義憤發，再接再厲，而孤軍無援，終有力竭聲嘶，彈盡糧絕之一日，謹懇我中央政府速於援助，俾西陲邊防，不致淪為東北之續。
國民政府參謀部回電格桑澤仁稱，[1]
所呈各節不為無見，且以地方之力捍衛孤城，抗敵撫民，綏靖邊疆，借紓中央西顧之憂，殊深嘉慰。……仍盼以本黨立場國家觀念，在劉總指揮指導之下努力奮鬥，為西康改革之先驅。
格桑澤仁和藏軍戰鬥之時，劉文輝調第24軍馬成龍團到巴安縣進行彈壓。馬成龍團到達巴安縣後，首先擊敗了藏軍，藏軍撤退。其後，馬成龍團迫使巴安民軍上繳武器，並捕殺了幾位格桑澤仁手下幹部。格桑澤仁在此之前便潛往農村，躲過一劫，此後經雲南返回南京。至此，巴安事變以格桑澤仁失敗，藏軍潰退回金沙江以西，劉文輝繼續統治巴安縣而告終。[1]
南京、重慶、西康[編輯]
1932年10月，回到南京之後的格桑澤仁仍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兼《蒙藏周報》社副社長等職務。他募資購置了巨幅釋迦牟尼像，贈給了巴安縣丁寧寺（後稱康寧寺），並將一些物品送給家鄉。[1]
1934年夏，他奉蒙藏委員會及參謀本部會派，到甘肅省、寧夏省、青海省視察蒙藏區域。[3]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格桑澤仁和在重慶的康藏人士青攘呼圖克圖、國民政府女官員劉曼卿等人發起成立了「康藏民眾抗敵赴難宣傳團」、「西康民眾慰勞前線將士代表團」，到各戰區宣傳以及慰勞前線將士。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格桑澤仁在重慶同巴安籍人士成立「東隆會」（該會得名於巴安縣城東的東隆山），該會的宗旨是團結西康的青年，促進西康地區的建設，格桑澤仁任會長。[1]
民國三十年（1941年），格桑澤仁和妻子巴月照等人自重慶經雲南回家鄉巴安縣，受到巴安各界歡迎。此前，格桑澤仁在重慶同劉文輝進行了談判，以「國難當頭，應團結對敵」，消除了雙方一切隔閡。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格桑澤仁在龍王潭建抗戰建國紀念塔，該塔成為藏族地區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抗日戰爭紀念建築。不久，康藏貿易公司在康定成立，格桑澤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格桑澤仁從巴安來到康定，受到各界歡迎。在康定，他和西康省政府高級官員間加強交往，比如舉辦了酒會，和邦達昌等康藏大商人宴請了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等；他一度主持康藏貿易公司日常工作；他多次發表促進民族團結的演講，演講內容被整理為《民族團結的交響曲》一文，刊登在《西康日報》；他還參加了西康省運動會，獲步槍射擊比賽第一名。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國民政府主席以格桑澤仁「功勳卓著」，特授予他一枚金質勳章。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格桑澤仁因肺病而請假，到四川省灌縣二王廟養病。[1]1945年，他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5年5月，他任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3]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格桑澤仁病逝，終年42歲。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追悼大會，並予國葬，蔣介石手書「勤賢足示」白色綢布輓聯。[1]
著作[編輯]
- 《邊人芻言》
- 《康藏最近之情形》
- 《西康改省之計劃》
- 《康藏概況報告》
- 《西陲佛教概況》
- 《新康藏歌》
- 《巴塘月令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