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餉
「遼餉」又稱新餉，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為應付遼東防衛後金的軍事需要，戶部尚書李汝華議請畝加三厘五毫之賦，明年復加三厘五毫，四十八年（1620年）又議請再加二厘，前後平均每畝土地加徵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崇禎四年（1631年），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銀六百六十萬兩，另加關稅、鹽課及雜項，共得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
崇禎十年（1637年），兵部尚書楊嗣昌為鎮壓民變的費用，奏請增兵十二萬，加徵「剿餉」，總數兩百八十萬兩，直到十三年（1640年）被迫停止。
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數次繞境蒙古長驅直入內地打草穀及屠城，楊嗣昌提議徵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當時朝廷議論紛紛，楊嗣昌說：「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之家，增銀三、四錢，稍抑兼併耳。」崇禎亦常發內庫之帑金以濟餉，如崇禎八年出帑金二十萬助剿餉[1]，崇禎十二年出帑金三十萬濟餉。[2]
三餉的加派使得激化的社會矛盾更趨尖銳，崇禎三年戶部尚書畢自嚴等人在奏疏說到財政窘境：「今日而思開節之法，誠難言之。議者或欲開礦，而慮得不償失，仍滋亂階；或欲加稅，而關稅已增，徒撓商旅。至於間架門攤，均屬苛細苟且之政。權衡子母，又鮮實心任事之人。為今日之計，求其積少成多、眾擎易舉，無逾加派一策。」御史郝晉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3]，其它雜項加派又多如牛毛，故官兵愈剿「盜」愈多，「民越窮而寇越起」，成為明朝滅亡主因之一。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清兵入關後，多爾袞令蠲免三餉，順治元年七月十七日發布「大清國攝政王令旨」：「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買糧料，名為當官平市，實則計畝加征，初議准作正糧，繼而不肯銷算。……予哀爾百姓困窮，……為爾下民請命，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福臨登極詔書又重申：「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征解。凡加派遼餉、新餉、練餉、百買等項，悉行蠲免。」但清初由於軍費繁浩，財政困難，並沒有認真實行，特別是順治四年（1647年）復徵遼餉，[4]七年（1650年），多爾袞邊外築避暑城加派9省額外錢糧250餘萬兩，順治十四年（1657年）遼餉編入《賦役全書》，即為「九厘額銀」，「順治十八年（1661年）還食言自肥，恢復了明朝剿餉，加賦五百多萬兩」[5]，州縣也常私自另有科派，終清一代，從未蠲除。例如清光緒十三年台灣民田中田每甲[6]徵租稅2兩8分5毫4絲，不含地方官員加派，相當於每畝徵2分4釐8毫，是明初稅制「卅取一」的八倍，若加上地方官加派則達十倍之譜，惟清末此稅率仍僅日本戰國時代及江戶時代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