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党政军退出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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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哪一项媒体改革运动舆论普遍认为是民进党政府造成失败？

  党政军退出媒体条目由27.247.33.238（讨论 | 贡献）提名，其作者为Solomon203（讨论 | 贡献），提名于2017年5月25日 05:58 (UTC)。

  • (－)反对：自问自答、题目不中立。--平成29年暨皇纪2677年及丁酉年（留言） 2017年5月25日 (四) 05:05 (UTC)
  • (－)反对，问题不中立，不予上架。含有维护模板。另外也不合DYK推荐资格，截至5月25日12:57，大小52,828位元组，以4月16日18:10之35,180位元组计算扩充百分比，即[(52828-35180)/35180]*100%=50.1649%，不合DYK推荐规定所述之“扩充后长度达原文长度之2/3（66.6667%）”，须达到58,634位元组方可有推荐资格。--Steven |_-｡) 2017年5月25日 (四) 05:30 (UTC)
    • 楼上哪个眼看到不合长度了？--27.247.33.238（留言） 2017年5月25日 (四) 05:58 (UTC)
      • 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就是不合长度，完全符合事实。请你尊重事实。 --犬风船（中文维基百科的翻译质量近似于二流漫画汉化组）※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 2017年5月25日 (四) 07:09 (UTC)
  • (－)反对，扩充幅度不足2/3之前的理由已不存在，但由于仍未达标（其他人已阐述了相关问题，在此不再赘述），恕不予划票。另请不要人身攻击。——by 小林林“何それ？意味わかない。”^{留言※Email} 2017年5月25日 (四) 06:46 (UTC)，补充于北京时间2017年5月27日00:10
  • (－)反对，大量罗列，非文段式的行文。——路过围观的Sakamotosan 2017年5月25日 (四) 07:10 (UTC)
    • 截止2017-05-25T13:57:20‎的版本，扩展到76388byte，而基准为2017-05-22T09:42:20‎的37348byte，已经满足长度要求了。——路过围观的Sakamotosan 2017年5月25日 (四) 07:29 (UTC)
  • (－)反对：条目大部分内容都是点列式叙述，缺乏合理的组织。 --犬风船（中文维基百科的翻译质量近似于二流漫画汉化组）※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 2017年5月25日 (四) 07:15 (UTC)
  • (－)反对：政治DYK太容易被反对了 囧rz……--Z7504（留言） 2017年5月25日 (四) 07:25 (UTC)
    • 就事论事，这样质量的条目确实不适合推荐给读者看，不论它是不是政治DYK…… --犬风船（中文维基百科的翻译质量近似于二流漫画汉化组）※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 2017年5月25日 (四) 07:28 (UTC)
      • 这条目的点列式排列也很严重...--Z7504（留言） 2017年5月25日 (四) 07:46 (UTC)
  • (－)反对，资料太杂太乱，缺乏有体系的论述，只是把新闻照时间顺序排一排而已，且许多部分没有来源。-KRF（留言） 2017年5月25日 (四) 08:00 (UTC)
  • (－)反对：一大堆政治评论填塞而成，还有部落格文等第一来源的长篇评论等。--Outlookxp（留言） 2017年5月25日 (四) 08:50 (UTC)
  • (－)反对：那个所谓的问题根本就不知所云，塞再多东西只是让失去主轴的楼歪得更厉害、更偏离台湾历史与台湾人的常识。--WildCursive（留言） 2017年5月25日 (四) 09:49 (UTC)
  • (－)反对，琐碎、点列-- 晴空·和岩 ✎留言板 2017年5月25日 (四) 10:04 (UTC)
  • 还是那熟悉的配方，还是那熟悉的味道。--№.N（留言） 2017年5月26日 (五) 01:32 (UTC)

注：此处原有文字，因为放置人身攻击图片，已由Aizag（留言）于2017年5月26日 (五) 02:30 (UTC)删除，尚祈见谅。若有异议请至互助客栈或向管理员反映。

感谢评论，右边是送你们的回礼。--110.27.1.7（留言） 2017年5月26日 (五) 01:42 (UTC)

• • 已经发出人身攻击最后警告，你好自为之。——by 小林林“何それ？意味わかない。”^{留言※Email} 2017年5月26日 (五) 01:51 (UTC)
    • 公然放置人身攻击图片，管理员是不是该处理了?--平成29年暨皇纪2677年及丁酉年（留言） 2017年5月26日 (五) 02:17 (UTC)
      • 直接把图片扔在开头了……昔年染指逐元祐，今日焚屋作道光。惟愿核食不上岛，东风卷进太平洋（留言） 2017年5月26日 (五) 16:43 (UTC)
  • (－)反对：我也要IP君的礼物。--No1lovesu（留言） 2017年5月26日 (五) 05:01 (UTC)
  • (－)反对：乱糟糟。—代理会长 Archi Bargaining or Chatting 2017年5月27日 (六) 03:11 (UTC)
  • (－)反对，条目编辑混乱，充斥主观描述，而编者公然放置人身攻击图片，更是不知所谓，严重违反维基守则，本人严正要求管理员根据方针处理此违反维基守则人士。--Iflwlou [ M {  2017年5月27日 (六) 13:07 (UTC)

外部链接已修改

各位维基人：

我刚刚修改了党政军退出媒体中的12个外部链接，请大家仔细检查我的编辑。如果您有疑问，或者需要让机器人忽略某个链接甚至整个页面，请访问这个简单的FAQ获取更多信息。我进行了以下修改：

• 向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67994 中加入存档链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213151303/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67994
• 向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68497 中加入存档链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213151300/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6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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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编安。—InternetArchiveBot (报告软件缺陷) 2018年6月24日 (日) 09:24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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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删除的内容

以下是目前删除的资料, 留供维基人参考

标题

历史

1995年，中国比较法学会、410教改联盟、台北律师公会、台湾教授协会、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中华民国残障联盟、传播学生斗阵、澄社与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组成“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联盟”（三退联盟），发起“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并提出两阶段改革（“党政军释股．股权大众化”、“翻修广电法．成立监委会”）诉求。1995年5月19日，三退联盟在台视广场前抗议，要求全面改造媒体、全面开放电视频道，同时在台视广场围墙挂满抗议标语；5月20日，三退联盟发起“520党政军退出三台大游行”，召集了大批群众及车队参与示威；示威行动中，华视大楼遭油漆包“彩绘”，台视大楼则被砸鸡蛋、撒冥纸；示威队伍甚至放出障碍气球，企图干扰播出。但由于担心三退联盟的主张可能造成财团将媒体私有化，传播学生斗阵及部份学者在游行中又另外提出了“确立频道公共性格、树立媒体文化性格、保障弱势媒体公有、打破产官学共犯结构”的“公共化”主张。

1997年9月19日，民间全民电视公司因民主进步党内部斗争造成民视杨宪宏调职争议，让长期推动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社会运动人士开始注意到政治人物“介入媒体”甚至“经营媒体”的问题。

1997年7月23日，财政部证券管理委员会（证管会）表示，民视、民间投资与全民电通之间是何关系、各属于哪一类股份有限公司，证管会并不清楚；但就法论法，只要上列三家公司未向证管会申请核准即向非特定大众公开集资，即已违反《证券交易法》第22条，公司负责人最高可被处有期徒刑2年。同日，行政院新闻局广播电视事业处（广电处）处长洪琼娟说，民视募资情况良好，募集的股本最后利益还是会归于投资大众，理应不会有股金膨胀导致持有股权萎缩的问题；新闻局硬性规定民视在2年后股票上市，但必须由证管会决定民视股票是否提前上市；而既然民视已经是公司组织型态，民视就必须依《公司法》受管理。

1997年7月24日，《大成影剧报》报导台湾之声广播电台创办人许荣棋连续两星期批判民视，同时引述向该报匿名爆料者说词：现今所有民视投资人付出的钱，全都进了民视两大控股公司——民间投资与全民电通；民间投资与全民电通原本预计募集民视资金新台币30亿元，结果募得新台币45亿馀元，“投资大众未来的股票面额会否缩水？这种种疑问都攸关投资大众的权益，民视高层有必要出面说明”；民间投资与全民电通分别以每单位新台币十万元出售民视股份，也号称全国总计有股东两万多人，但是至今民视投资人只收到一份所谓的“同意书”，看不到民视股票；投资人向民视反映，民视却总以“股票还在整理”虚应；民视17位董事，都是民间投资与全民电通的代表出任。而在本月23日，蔡同荣与民视执行副总经理陈刚信深信这些动作都来自许荣棋，所以不愿对此表达任何意见；至于民视募资过程中的疑点，蔡同荣仅回应，“只要是许荣棋先生所提的任何意见，我都不便表示任何意见”。

2000年3月21日，台视新闻部采访中心副组长王智应撰写公开信〈浴火重生，拒绝沉沦〉，要求“操弄、沉沦三台的黑手缩回去”。2000年4月30日，中视新闻部邀集学者与部内主管座谈，讨论制订“编辑公约”和“自律公约”的可行性，寻求新闻自主权与新闻专业。2000年5月1日，中视记者们发起“退还国民党党证”、“拒交国民党党费”行动。

2000年11月18日，21所大专院校，117位传播学界、实务界人士及学生共同发起成立的无线电视民主化联盟（简称“无盟”，即今媒体改造学社）召开发起人大会。该联盟主张：反对彻底私有化，台视、华视公共化，中视、民视专业化，无线电视民主化；尤其台视、华视应交还公众手中，还给“公共”一个本来面目。

2001年11月17日，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贺德芬在苗栗县社区大学演讲中批评，民进党执政后丧失在野时的“党政军退出媒体”理念，纵容民进党立法委员兼中央常务委员蔡同荣经营民视，是走回国民党的老路；她主张，政治人物必须全面退出媒体，民进党应主导修法限制政治人物经营媒体。同日，蔡同荣回应，他担任民视董事长以来，不曾干预民视新闻、不曾支薪、不曾用过一毛公关费，因此他觉得自己没有退不退出民视的问题。

2002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阳光媒体小组”提出媒体公共化修法方向，并要求政党与政治人物皆退出媒体经营；但因蔡同荣等立法委员要求将政治人物排除在外，导致党团被迫妥协折衷，只由罗文嘉、李文忠等党团成员连署提案。蔡同荣等立委反对政治人物退出媒体的主要理由是强调“民视对民进党贡献很大”，若要蔡同荣辞去民视董事长，反而会影响民进党的长期发展；他们又认为，目前台湾媒体“大中国意识”倾向极为严重，需要“本土派”媒体继续为台湾发声，因此蔡同荣不宜退出民视经营。

2002年5月1日，《中国时报》记者何荣幸撰文〈有人问我关于民进党内的退步力量〉，指出：“民进党虽然长期追求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进步理想，但党内始终有一股声音主张‘国民党可以，民进党为什么不可以’、‘现在的台湾媒体大多是统媒，民视必须偏向另一边以平衡这种乱象’、甚至有‘国民党过去控制三台，民进党现在只控制一台有什么关系’的说法；这股保守力量甚至被化约成‘只有民视是挺民进党的电视台，一定要保住这个重要据点’论调，让民视长期承受只为特定政党服务、严重伤害新闻公信力的污名与原罪。”

2003年2月11日，民进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案，宣示加速修法，政务官、县市级以上民意代表不得担任广电媒体机构的经营者，张俊宏、柯建铭亦在会中表达愿意辞去环球电视董事长、三立电视监察人。

2003年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呼应民进党主张，要求中央委员以上的党职人员退出广电媒体，如中视董事吴伯雄、台视董事林丰正、中广董事蔡正元、中广监察人洪玉钦、中视董事长郑淑敏、中视总经理江奉琪、中广董事长赵守博、中广总经理李庆平。

2003年8月28日，民视举行临时董事会，蔡同荣请辞董事长，田再庭接任董事长。

2003年12月9日，广电三法在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明订：

“ 政府、政党、党务、政务与选任公职人员等，不得投资广播与电视事业；政府、政党须在广电三法公布施行后二年内退出投资，党政公职人员须在六个月内退出并解除职务。 ”

2004年6月28日，行政院新闻局召开无线电视谘询委员会，“全票通过”确定先发给老三台为期三个月的临时执照，并要求老三台限期提出“释出党政军股权”以及“数位化”的计画书。这是老三台第一次全部拿到临时执照。

2004年9月15日，行政院新闻局公布老三台换照审议结果，以“附款同意”方式同意老三台换发执照，也就是要求老三台承诺在2005年12月31日前达成“党政军退出媒体”；中视、台视因涉及国民党股权转让问题，在办理股权变更、董监事变更时，若有中国大陆或外国资本介入，将依据《广播电视法》废止其执照。

2004年10月1日，行政院新闻局以“附款同意”的方式发给老三台执照。

2005年5月18日，行政院会议通过《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草案，华视走向公共化，台视走向民营化，中视走向非党营化。但此法规并未如期于2005年12月26日前完成修法，而是到了2006年1月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2006年1月18日公布施行。

2005年8月4日，《台湾壹周刊》第219期报导，2005年7月26日晚间，行政院秘书长李应元邀约台湾电力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六家国营事业负责人餐叙，李应元一入座就说“《台湾日报》长期支持执政党（民进党），和执政党关系良好；希望大家再多多支持《台湾日报》，特别是广告”；该文批评，“《台日》社长颜文闩为寻求财务支援，将《台日》矮化成为绿营媒体；民进党更糟，为了扶持《台日》这家亲绿媒体，却要全民买单，浪费公帑的行径实在可恶”。2005年8月3日，李应元办公室宣称，当时李应元确有赴宴，但“不是讲《台湾日报》的事”；被点名的国营事业相关单位宣称，到目前为止，“老板并未交办相关事项”，即使真有人请托登广告，也会以公司业务宣导为考量。2005年8月4日，行政院发言人卓荣泰说，“对于模糊、拼凑、套图式的报导，不予回应”；同日，国民党立法委员洪秀柱批评，陈水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买广告补贴特定平面媒体，又以撤销执照来威胁不听话的电子媒体，可说是“电子用杀，平面用买”，明显意图操控媒体；同日，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副总召集人孙大千批评，如果民进党还记得当年还是在野党时如何严厉批判国民党操控媒体，就应该对自己操控媒体的粗暴行为感到羞耻。

2005年12月24日，国民党将中视股权卖给中国时报集团，完成中视非党营化。

2005年12月25日，台视董事长赖国洲、台视总经理郑优、华视董事长周蓉生、华视总经理江霞及全体代表公股之董监事，联合发表“代表公股董监事共同请辞声明”，并共同请辞。

2006年4月2日，在华视公共化过程中担任官派华视总经理并引发诸多争议的江霞离职。

2006年5月24日，张俊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要求民视配合全民电通发放所持有的民视股票给投资人。张俊宏表示，民视成立时，由于当时法令规定自然人不能持有电视台的股票，所以民视股东有四万人拿到的不是民视的股票、而是集资投资民视的民间投资与全民电通的股票；为了能让投资人直接持有民视股票，全民电通已经于2005年解散清算，希望将所持有的民视25%股票重新切割分配给投资人；然而全民电通持有的民视股票都是新台币百万元大面额的，要给投资民众，第一步就是要切割成小面额的，“这需要蔡同荣及田再庭的配合，但是他们始终不配合，因此第一关就卡住了”。

2006年6月22日上午，杨宪宏、许荣棋与国民党立法委员邱毅共同召开“为民视小股东请命”记者会抨击，民视小股东持有的股票并非民视股票，但陈水扁政府未曾处理这种违法现象；许荣棋感叹，大多数立法委员都不愿意碰触民视股权问题，只有邱毅接获他的陈情之后伸出援手；杨宪宏说，他是民视新闻部首任经理，但他坚持要处理民视股权问题，导致他惨遭民视董事会决议开除。许荣棋当场出示他持有的民间投资及全民电通股票，虽然都印著“民视”二字，但股东权益受损时的求偿对象不是民视、而是民间投资与全民电通，这不符合当初的期待，他呼吁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主动介入调查。杨宪宏说，“投资民视的都是肚子扁扁也要选‘扁（陈水扁）’的民众”，民视因此顺利募得三亿股、共新台币三十亿元资金，却迟迟不发股票给小股东；他质问民视董监事、张俊宏、蔡同荣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高俊明等“人格者”，这些人“出过多少钱投资民视”；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在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任内曾经要处理民视股权问题，但还来不及做就被调职；民视被一般大众视为泛绿媒体，却被少数人把持，他呼吁陈水扁与陈水扁政府积极处理。同日，NCC官员表示，日前民视曾经来文表示民间投资及全民电通要将股份回归给原始股东，询问NCC是否同意；NCC的立场是，股份回归原始股东，NCC乐观其成；至于法人股东股份如何处分，要依《公司法》规定，与NCC无关，在股权变更后再向NCC申请许可即可。同日晚间，民视发表声明强调，民视一向正视及维护股东权益，将保留对不实报导及污蔑提告之权利

2006年7月1日，华视与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组成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完成华视公共化。

2007年，台视的公股及日商创始股东（富士电视台、东芝、日立、日本电气）股权陆续释出，9月6日在兴柜市场挂牌，完成台视民营化。

2007年1月30日，NCC核定中华电信MOD转型为开放性平台，不再是有线电视系统，也不适用党政军退出媒体条款。

2007年3月29日，《新台湾新闻周刊》发行人詹锡奎（老包）说，“唯一的本土大报”（《自由时报》）长期以来就是扶植苏贞昌势力的“教父”，近日爆发的台视释股官方施压丑闻正好暴露了两者关系，“苏贞昌结合新潮流，并以具影响力的独报（《自由时报》）为靠山，向陈水扁无情逼宫，此乃铁的事实”。

2007年4月19日，詹锡奎说，苏贞昌接受“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独报”（《自由时报》）礼遇专访，却说媒体打压他；“苏贞昌提到媒体打压问题，由于他是坐拥全国行政资源的现任阁揆，这种抱怨听来令人难以相信。举例而言：他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独报特殊关系，在台视释股官方介入丑闻中已是众所皆知（政商关系更是呼之欲出）；独报对他的百般呵护与肉麻造神，大家也是习以为常。……苏贞昌与独报的水乳交融关系，本来是应该被祝福的好事，毕竟独报是本土派唯一可以和统派三报抗衡的报纸；但独报运用其在本土派独家垄断的影响力，这些年来为了捧苏出头，已让民进党吃尽苦头，也让民进党在去年差一点因党内生态失衡而崩盘，此全因粗暴操作而致。”他说，这些年来，《自由时报》为了“替苏清除政治竞争障碍”而批评陈水扁、谢长廷、吕秀莲、游锡堃，但看某一阶段的需要而已，“批扁，是为了向扁逼宫、释权给它中意的人；批吕，是为了让苏取代吕、而成为扁竞选连任副手；批游，是为了游不再甘愿为苏作嫁；批谢，那更是不遗馀力，因为在民进党的生态伦理中，加上个人才华与政治志业努力，谢是大家公认的扁接班人；而苏在独报撑腰之际，甚至可以在去年逼迫扁权力下放，留下人生的奇耻大辱。”他说，这些年来，民进党“坐令独报操弄”，虽然让苏贞昌称心拥有陈水扁被迫权力下放的政治资源，民进党却因此差一点就全面崩盘，陈水扁也已因此遍体鳞伤。

2007年12月8日，《中国时报》暗批《自由时报》：“某家平面报纸所做的立委选情分析，只做蓝绿两大政党的评估，其他小政党就直接省略，搞得小政党想告媒体，但‘没办法，谁叫你是小党’！”

2007年8月8日，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谢志伟表示，行政院新闻局正在与专家学者及相关媒体规画成立“台湾国际频道”，以英语与华语为台湾发声，但经营形式非官方性质，预计八个月到一年内筹设完成，所需经费约新台币二十馀亿元，相关细节将再研议；他强调，这个国际频道不会是“政府的”，目前还未敲定最后方式，最理想的状况是成立独立的电视台。谢志伟强调：许多国家除拥有本国语言发音的国际频道外，至少还有一个英语频道；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有华语台、英语台，实际作为是“包抄台湾”，将推广中国形象、政治论述应用得淋漓尽致；因此，台湾成立国际频道已非常急迫了。但舆论普遍认为台湾国际频道是陈水扁政府架空台湾公广集团、操控媒体、背叛党政军退出媒体之举，台湾国际频道无疾而终。

2009年9月10日，林浊水指出ECFA的宣传是由民视承包，该宣传内容包含的族群歧视让人以为是“统媒出品”；不但重创民视形象，也引起民视营业部跟新闻部的对骂。这也是民视对“绿皮蓝骨”指控的对号入座。这也代表民视已经不再只受到深绿人士的批判，连浅绿人士也开始质疑民视的政治立场太蓝。

2008年4月10日，詹锡奎表示陈水扁政府时代“亲本土的媒体”在《自立晚报》与《台湾日报》告终后仅剩一家全国性报纸《自由时报》独撑，虽有市场区隔寡占优势，却是典型的一言堂病态：《自由时报》未曾制止李登辉与陈水扁不和，“使本土政权的根基出现严重裂痕”；为了挺苏贞昌，该报曾在陈水扁遭逢百万人民倒扁运动风暴、“政权最脆弱时”趁火打劫，强迫陈水扁权力下放给时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而为了替苏贞昌排除竞争障碍，该报一路反谢长廷，更是举世有目共睹；“当然，这是新闻自由保障下的范畴，但也提前预告了本土政权的终结、统派复辟有成、台湾派的共同毁灭基因，可说帮了大忙”。

2010年5月3日，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说：“《自由时报》就是一家主要信仰台独，但是以自由为旗号的媒体；以至于外界对之产生错误期望，总以自由为标准要求《自由时报》。……如果认识到《自由时报》的信仰是台独而不是自由，则所有的批评与讪笑都必须嘎然而止。《自由时报》省思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台独，而非是否有利自由；因此，对于自由是否有利的经验，自然不在《自由时报》的记忆系统中，也就无法根据过往的事件调整作为。……《自由时报》有信仰，这与台湾朝野两党从政党员多数没有信仰大大不同。马英九没有信仰，不用多说，各界早已论断，遑论他的国民党徒众。至于民进党，谢长廷与苏贞昌的台独信仰指数绝不比陈水扁高；真正信仰台独的领导阶层屈指可数，恐怕蔡英文与吕秀莲‘两女将’就占了半数以上。如没有《自由时报》继承台独香烟，民进党的假台独早就失去信用。”

2010年12月28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举行“国民党强化政策宣导，民进党只会政治洗脑”记者会，出席的立法委员邱毅说，《自由时报》指控马英九政府以广告预算收买媒体报导花博是置入性行销，该报另一版面却刊登全版的花博置入性行销广告，该报“要吃、要拿、又要骂”的作风让读者精神错乱。

2011年1月6日，民视创始股东吴子嘉说：“只要在（民进）党内有意参选公职的人，应当都可以理解‘蔡董’（蔡同荣）之于民进党的影响力有多庞大：由他所操控的媒体（民视），在党内大行选举利益交换，不只是公开的秘密；甚至还已经‘上市化’，让一群等待跃上台面、却苦无曝光机会的小政客只要有足够资金就能公开申购，虽不保证获利，但至少可以让你出现在每个家庭的电视机。……更丑陋的是：体操高手‘蔡董’虽然自诩是‘台独理念’的第一把交椅，但当他用左手紧握‘台独圣经’时，却也能伸出右手与共产党电视台合作，利用‘深绿’光环直接取得红色资助，在国共这根横木上‘走跳自如’，脸不红、气不喘，彻底发挥运动家精神。更囧的是，当民进党要求马英九为置入性行销道歉时，这位身穿体操服的‘蔡董’还是继续喝同志的血、吃中国大陆的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竟然连一点谴责的声音也没有。如果要按照‘深绿’人士标准来看，‘蔡董’早可以成为‘卖台满分’的优等生；什么连战、宋楚瑜之辈的人，根本是难以望其项背。”

2012年2月16日，詹锡奎批评：1998年陈水扁寻求台北市长连任失败，主因是《自由时报》“为了商业利益，选前狠批他超过一年”；《自由时报》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支持连战，而在陈水扁当选总统后改为“一路拉拔苏贞昌，并开始打击任何它感觉会阻碍苏的人”；2006年，《自由时报》强迫陈水扁公开宣示权力下放给苏贞昌，留下违宪的政治丑闻纪录；后来只要碰到苏贞昌要参加的民进党初选，《自由时报》也都是总动员力挺苏贞昌、并狠毒修理苏贞昌的竞争者，谢长廷与蔡英文深受其害。他讽刺，《自由时报》是一个大报，该报平时在推销的言论却比较像是激进派的机关报，“来路不明的什么‘台湾国政府’都可以成为它的言论区常客”；该报也试图用它的影响力绑住民进党的手脚，不让民进党“转大人”；但该报对苏贞昌很体贴，从来不会去检视苏贞昌的言行和该报的主张之间有什么差距。他说，台湾现在重要的大选已是51%和49%的竞争，无论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如果是在49%那一边，就是一文不值，《自由时报》的邹景雯、金恒炜这些人“随时都可以过来踹你一脚，骂你惹人厌、碍事等等”。他讽刺，《自由时报》老板林荣三有很长的时间是属于国民党阵营，现在在该报写文章的那些人也是将台独视为毒蛇猛兽，现在他们反而以“谢长廷们何不另立党中央”一语逼迫谢长廷退出民进党，真是荒唐；而这两天，该报甚至刊登假新闻暗示云林县长苏治芬抨击蔡英文，要借此挑拨苏治芬与蔡英文之间的感情，“这些不入流手法和统媒也差不了多少矣”。

2012年5月25日，詹锡奎说，林荣三一直是台湾最有钱的大富豪，这使《自由时报》的地位可以屹立不摇；但林荣三在台湾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创造了多少青年的梦想与未来想像，其实是相当渺小的，也与林荣三的财富不成比例。他说，他曾多次托人向林荣三建言，希望林荣三至少在《自由时报》底下成立一家大型文化出版公司，进行有规模的文化生命力开发，“有大报资源协助，出版公司也不会赔钱”；未料林荣三给他的答案是“冷漠与嗤之以鼻”，与王永庆出资救《台湾日报》的行为完全相反，让他非常不以为然。他说，《自由时报》常批评“台湾的产业西进外移，外移造成就业机会流失”，这是事实；但话说回来，“有了不动产巨富（不动产当然没有外移烦恼），却又不思创造生产力与就业机会”，那就与前者无“低劣与高尚之别”。他说，《自由时报》目前的生态地位“几乎就是民进党台派的马龙白兰度了（江湖闻之色变的黑手党教父）”，人人对它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这也造成苏贞昌可以在此阵营无礼横行，连蔡英文都不敢得罪苏贞昌。

2012年8月29日，民主进步党主席苏贞昌代表民进党，反对旺旺中时并购中嘉案，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石世豪撤销“有条件通过旺中购并案”的决议。苏贞昌希望各界参与反旺中游行，但是为尊重主办单位，未用民进党的名义参加，仅鼓励党员以个人名义参与。石世豪以此违反法律一案不两审的精神，声明将不会撤回决议。

2012年12月28日，詹锡奎说，在世新大学“2012媒体风云排行榜”的“报纸评鉴排行榜”的“读者评分”项目中，《自由时报》在经过本身读者之加权之前以74.8分垫底（低于《联合报》78.6分、《台湾苹果日报》75.4分与《中国时报》75.0分），原因“可能是坚持扮演‘苏报’，渐被人看破手脚，公信力严重受损之故”；《自由时报》“以‘苏报’自得其乐，却又不断在绿营以麦卡锡主义狠咬有才华的菁英（1950年代疯狂入人于罪的该主义，借口反共，曾使卓别林、爱因斯坦等众多天才受到此极端主义迫害），造成绿营重大内伤”；曾有人在《自由时报》内部会议中委婉劝告林荣三不要利用媒体公器襄助民进党的新潮流系与苏系，反而被林荣三大骂“不支持苏贞昌，要支持谁”。而在2012年11月6日，詹锡奎讽刺，《自由时报》仗著自己拥有“台派资讯霸权”，封杀在该报写专栏的南方朔与卜睿哲帮谢长廷辩护的言论，“把极端主义者拿来当论坛主流”，以“圈养式资讯”来“在台派内部制造矛盾”，“像四十年前执行独裁统治的老K（国民党）中常会”。2012年11月28日，詹锡奎更讽刺，《自由时报》为了苏贞昌，“可以尽毁前人的心血努力，要把民进党推回蒋家那种‘家天下’时代”、“现在为了毁谢（长廷），已成现代麦卡锡主义的温床”。

2013年1月25日，詹锡奎再批《自由时报》：“本土报已成台派的文化霸权，但它同时却是文化的陌生客，甚至是鄙视文化人的金钱至上主义者──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本土报老板（林荣三）和旺中老板（蔡衍明），其实像是孪生双胞胎，人文素养浅薄，更谈不上什么台湾人文化使命感。他们和昔日的报老板如吴三连、吴基福、余纪忠相比，除了钞票很多以外，文化质素多显贫乏与轻浮。然而我又认为：旺中老板较之本土报老板，更有改进可能，因为他受到了较多社会舆论关注与监督；本土报则比较可能继续被宠坏，如同有些被溺爱的独生子，因特异人格为家庭带来悲剧，大家也无可奈何。……你看这个文化霸权本土报，它在扁家事件发生后，可曾认真面对检讨过？不但没有，它甚至还棒打那些纯真指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那些真诚为了台派生存而批判扁家的良心人。”

2013年8月10日，詹锡奎再批《自由时报》：

最近台湾发生两波白衫军运动……以马政府所控制的情治系统来说，也不可能一无所悉，早就老神在在：只要“掌握”到苏贞昌与本土报，就管你反对党在那边跳脚了。……
至于本土报方面，我也没有对它误解：长久以来，它的新闻政策就是指导绿营用全部的精力去反对中国；让真正的对手国民党好整以暇，执政再烂也可以轻易打败反共反到气喘吁吁、手脚又抖又软的绿营。在某个意义上，这一家大报真是国民党的伟大埋伏：它让国民党在每次的政党马拉松竞赛中，初期看似落后，却总能在最后阶段轻易压过对手；如此神奇的“透过本土报，掌控反对党”埋伏设计，应该获颁世纪发明奖。而现在更令国民党宽心的是：最大反对党的现任党魁（苏贞昌），又是这一家大报所能完全掌控的听话政客；这样一来，执政党（国民党）真是高枕无忧了。

2013年9月16日，詹锡奎再批《自由时报》：

当民进党推不出有可能当选的人选来参选首都市长时，你会替它著急吗？还是你认为，它在这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一局继续缺席也无妨？而你认为它是一个“政治的豪门家族”，所以很有本钱，可以把目前声望最高的人就跳过首都选举、直等到总统大选才上场？──总之，当你开始真心关注它时，你就不会坐视：一家本土报，在近十年来，持续用一种“揠苗助长”手法，扶植一棵空洞的植物（苏贞昌），要来当这个重要政党的“救星”。

2013年11月27日，詹锡奎再批《自由时报》：

民进党现在的党主席是苏贞昌，当权的派系是最大派系新潮流，这两大要角：前者是台湾最大报、也是唯一本土报十年来精心栽培、全力相挺的要角；后者是台湾统派媒体与本土派媒体空前少见的一致推崇、媒体形象良好的民进党最大派系。……
众所周知：近十年来，本土报力挺苏贞昌，早就达到不问是非的疯狂地步；传播史上，和早年（台湾省）省长管辖之下的台视所创造的“每日一宋（楚瑜）”相辉映，有“每日一苏”之称。……
（2008年总统选举，）谢（长廷）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想化解对他攻击不遗馀力的本土报敌意，多次欲登门拜访老板未果（这是民主国家中不曾有的现象，当时民进党还是执政党呢）；该报甚至加重中伤的火力，接近投票日时，甚至赤裸裸地要台派支持者“含泪不投票”，以及“只要马（英九）愿意说台湾前途由二千三百万人决定，就该支持马”（套招好的，马在隔天就在该报登广告表达此骗票诉求；此议则由号称“挺扁急先锋”的某女士提出）。……
在台商家庭已和选票结构绑在一起的时代，本土报也逼迫民进党每日用反中口号当早操功课（过犹不及，乩童式叫嚣反中不但无用，更添困难），暗助国民党更有理由与共产党联手封锁民进党的选票分布；台商家庭已成新时代反绿的坚强堡垒，算是传统反绿军公教的另一大组合。

2014年3月6日，詹锡奎讽刺，《自由时报》自称“台湾价值”的守护神，该报也在报头清清楚楚标示“台湾优先”四字当作祖训，然而“台湾优先”正是谢长廷首创、并在民进党建党后奋力实践的；《自由时报》“模仿”了谢长廷的“台湾优先”，现在却回过头来炮轰谢长廷没有“台湾优先”，这是欺人太甚；而在政治现实上，如果没有谢长廷攻下的“南方堡垒”在守护，这所谓的“台湾价值”恐怕只能成为“蓝色政客及其布建的伪装媒体用来骗人的表面装潢”；绿营要重返执政，一定要先摆脱《自由时报》的反间计操作与纠缠，避免成为“激进政治摇头丸”俘虏；如果我们认为“民主国家中最有钱的政党”国民党和“台湾首富媒体大亨”林荣三的背后没有共同利益的连结，那就太天真了。

2014年8月15日，名嘴董智森批评，《自由时报》反对两岸直航，声称两岸直航会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搭米格机尾随民航机占领台湾；然而现在珑山林企业在台北市内湖区的建案“珑山林艺术馆”天天打广告宣称，上海到台湾直航后，出了台北松山机场、沿著台北市民权东路就可以直接回家，目标客群锁定台商，摆明收割两岸直航的好处；以珑山林艺术馆广告对照《自由时报》反中言行，“这就是标准的说一套做一套”。

2014年11月10日，詹锡奎说，近十年来，谢长廷一身“外柔内刚”的行远哲学被《自由时报》几个“混混打手”污蔑是统派；他们甚至斥责谢长廷“为了执政，出卖灵魂”，要求谢长廷“宁可不要执政，也要牢牢拥抱台独”；倘若柯文哲的“在野大联盟”也被《自由时报》运用他们每天诅咒、辱骂，柯文哲的气势不能发挥到现在；“柯P（柯文哲）说要摆脱蓝绿对立困境、让政治‘重开机’，当然也要把本土报往昔所引进的系统病毒一并扫除”。

2014年12月3日，詹锡奎说，1998年陈水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失败的原因是《自由时报》“自始反扁”，2014年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一事刚好可以印证他的这番控诉；“我要提醒本土报的是：由于你们当年的过度把公器当成人际公关使用，已彻底禁锢了台湾人的心灵有十六年之久！因为台派就只剩这一家相容的媒体，已成台湾人的‘言论标竿’啊！——‘标竿’一旦丧失深刻说服力，菁英也将陷入集体狗咬自己尾巴的内耗困境。”他希望《自由时报》“不要再逼迫民进党被贴上反中标志”。

2015年5月20日，詹锡奎说，陈水扁政府时代，《自由时报》全力捧苏贞昌、打谢长廷，“苏自己能量不足未能出线，该媒体甚至鼓吹支持者‘含泪不投票’，暗助马英九上台”。

2015年6月10日，詹锡奎说，长时间以来，“台派唯一的本土大报”《自由时报》带头策动铺天盖地批斗谢长廷，正是因为谢长廷主张以《中华民国宪法》处理两岸关系；而那些“射箭”攻击谢长廷的人，有不少是他熟识的人，“他们在张弓射箭时，那种咬牙切齿、青筋暴涨的模样，常令我难以相信是台派的朋友”；“蓦然回首，能够令小英（蔡英文）在美国‘打通政治的任督二脉’的，却是十五年来备受他们（民进党）内部大派系以及本土大报诸写手百般凌辱折磨的谢先生……我因出身于这一家‘审判’批斗谢先生最强烈的大报，几年来努力不懈帮他做了若干辩护，虽然声音相当微弱，总算也是一种救赎吧”。

2017年3月24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陈炳宏说，2003年立法院通过党政军退出媒体条款时并未同步处理政府所拥有的警察广播电台、教育广播电台、汉声广播电台、复兴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与渔业广播电台，所以“不管哪党执政，好像都乐见继续拥有政府电台”。

2017年6月21日，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媒体改造学社、优质新闻发展协会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各级政府仍然以各种形式违反《预算法》购买业配新闻，商业置入新闻更是泛滥成灾，“不论是2011年初修订《预算法》第62-1条禁止各级政府购买业配新闻，抑或是《广电法》第33条、第34-3条以及《卫广法》第33条有关节目与广告需分离的法条规定，如今似乎已成具文；即使早已存在的商业置入，依据我们的调查与研究显示，其情形亦愈演愈烈，甚至有些媒体置入性行销所得已超过正常广告的营收”。

2017年7月5日，三立电视董事长林崑海与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颜晓菁的婚外情绯闻，引发“政媒不分”、“把媒体公器当成私人工具”之疑虑，平面媒体与网路媒体都在讨论此事；但同日，三立新闻不报导此涉己新闻，其他主流的电视新闻频道几乎也都不报导此事，NCC也没有检讨此现象，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赖祥蔚抨击为“台湾电视新闻的黑暗纪念日”。

2018年1月，公广集团底下华视的人事案疑似遭民视董事长介入，引发中国时报社论批评台独政治势力在公共媒体复辟还魂而台独三台即民视、公视、华视。

各方意见

1995年6月25日，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冯建三说，台湾电视的生态并不因第四家无线电视台由非国民党力量的民视取得而乍现生机，而可能是另一个“新禁锢阶段”的开始；若要创造转危为安的契机，则切入点依然是老三台、而不是任何新增的无线电视或卫星电视频道，因为“通向本土影视公共利益最近的路”正是由党政军所控制的老三台铺设完成的；当台湾走向这条路时，请注意“窥伺道旁的财团，已在两侧树满‘（媒体股权）大众化’的稻草人”。

1997年9月28日，政治评论家司马文武以民视杨宪宏调职争议为例指出，反对党人士因为曾经长期被政治迫害而特别热爱新闻自由，但是他们掌握媒体之后未必会比执政党更能尊重新闻自由，原因很简单：“干预新闻，压制异见，源自人性的本能与冲动；自觉越有理想与道德的人士，反而越会手痒，总觉得有权利指导舆论、操纵新闻。”

2000年12月19日，传播学生斗阵承认，“有关媒体与公民间的论述”在台湾舆论中向来缺席，1990年代以降、立基于“党国资本主义”批判的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便是一例：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看出政治与经济逻辑的对立，却未觉察到官商利益之间的共生共荣，故流于“市场乃是解构党国广电媒体垄断之不二法门”的空泛认知，结果便是“攻党国而不攻资本”，浑然不知“在市场机能下，私人置换了公共，消费者取代了公民身分；其为害与党国垄断相较，甚至犹有过之”。

2003年12月3日，世新大学教授管中祥认为：“如果在党政军‘退出’媒体之后，无法有效与合理的规划由谁‘进入’媒体的规范；那么，党政军退出媒体将可能为台湾的民主与媒体文化带来新一波的灾难。……公共化其实是另一种世界潮流，是党政军退出媒体之后的另一个重要选项。”2007年10月，管中祥批评：“台湾媒体的自由，往往是媒体老板的自由，从来不是新闻记者的自由。可是媒体老板是不是真的有自由呢？其实是不一定的。当他与他的利益有冲突或影响的时候——例如媒体常常会受到广告主的影响，媒体可能常常要去承包政府或政党的置入性行销——他的自由本身就是受到限制的。”

2004年5月3日，国立东华大学教授石世豪说：“党政军控制老三台，披的就是‘民营电视台’外衣；而党外与民间多年推动‘党政军退出三台’，为的就是打破媒体公器沦为少数人传声筒的‘大私’。”

2005年11月8日，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包淳亮说，他曾经是把《当代杂志》从头看到尾的大学生，也曾经购买《当代杂志》近百期；但前几年，《当代杂志》总编辑金恒炜成为泛绿代言人，已经损害《当代杂志》的中立性与批判性。

2005年12月21日，前民视新闻部经理杨宪宏与台视政论节目《新台湾高峰会》主持人周玉蔻批评，民进党执政五年来只有“媒体酬庸”、没有“媒体专业”，对电视媒体的操控比中国国民党执政时还恶劣，行政院院长谢长廷是干预媒体的幕后黑手，行政院收买媒体、向媒体讨人情，台视董事长赖国洲、台视总经理郑优与华视总经理江霞都是政治酬庸下的产物。同日，行政院回应，请杨宪宏与周玉蔻拿出证据。

2007年1月24日，媒体改造学社两位执行委员刘昌德、洪贞玲指出：即将在2007年3月间进行股权公开标售程序的台视，虽然尚未确定最后买家，但“行政院有意引入被认为政治言论偏绿的《自由时报》”的传闻始终未曾间断，“一旦这个跨媒体集团形成，当前党派媒体互拥其主、相互砍杀的非理性报导与评论，情况恐将更为恶化。”（刘昌德、洪贞玲，〈《中时》与《自由》荒谬恶斗〉，台湾《苹果日报》2007年1月24日〈论坛〉。）

2007年3月25日，日本富士电视台秘书处调查役长谷川澄男公开指称，新闻局长郑文灿在该年1月17日与台视日资股东餐叙时，期望富士电视台把其台视股权转让给《自由时报》；他也指称，经济部长陈瑞隆当时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讽刺，这场餐宴若发生在美国或日本，早已构成政界丑闻。2007年3月26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决议暂缓台视公股释股案，并通过成立官股释出调阅小组以进行调查。台湾《苹果日报》2007年3月27日社论〈台视与脏手〉讽刺：

“ “原来那个充满理想、要求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民进党，现在的吃相更丑陋、更难看。……遥想当年，民进党抗争国民党控制媒体的风骨和清纯理念是多么感人；现在却走到自己的反面，成为国民党的复制版。怎不令人失望郁卒？ ” ”

2007年6月16日，曾任自立报系及中评社记者的新闻工作者邹丽泳说，打著“台湾人的电视台”、“台湾人的电台”或“台湾人的报纸”之类口号的“本土媒体”，介入2007年民主进步党总统提名选举，各拥其主，成为特定参选人的啦啦队；本土媒体谈话性节目，品质江河日下，“李涛化”愈来愈明显，言论单一性、立场极端。

2008年4月4日，前《联合报》总主笔张作锦说，民进党在野时疾呼党政军退出媒体，“盖当时媒体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于民进党不利也”；相反的，民进党执政后毫不掩饰操控与利用媒体，“以给置入性广告、给贷款、给官位等方式，诱使媒体逢迎谄媚、效忠投靠”，比国民党更“得心应手”。

2009年11月27日，传播学生斗阵承认，1995年与2009年的媒体环境，并未因党政军退出媒体而有了巨大而美好的转变；党政军退出媒体之后，“媒体环境也没有变得更好，甚至更糟”。

2011年7月12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召开“还台于民V.S.还财于民 党政军退出媒体？打破媒体垄断？”记者会，抨击：蔡同荣长期将民视当成个人政治斗争工具，动辄威胁利诱党团同仁，让党团同仁在阴影下问政，“比国民党还恶质千百倍！”柯建铭表示，当年的民视靠著四、五万名不乐见中国国民党垄断媒体的民众以小额投资逐步建立起来，成长茁壮后却沦为蔡同荣的个人电视台，甚至成为蔡同荣竞选党主席、中常委、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等职务时的利益交换筹码，与当初成立宗旨背道而驰，“这样我们还有脸要求‘党政军退出媒体’吗？”

2011年7月21日，《财讯双周刊》第377期报导，蔡同荣以其妻蔡丽蓉名义持有民视股权仅0.1%，却仍然能在他被迫辞去民视董事长之后维持“政媒两栖”的实质影响力，关键之一是民进党多年来都提名他为全国不分区立法委员；关键之二是，他利用《公司法》第198条掌控民视董事会，并且在立法院多次阻挡该条修正案。

2013年8月21日，国立中山大学退休教授陈茂雄在他回复台湾教授协会会长吕忠津的电子邮件中说：“2012年总统大选前，《自由时报》的阅报率超过《中国（时报）》及《联合（报）》两报的总和，《苹果（日报）》又加入批马（英九）的行列，在平面媒体方面绿营居于优势。在电视媒体方面，只有中天（电视）及TVBS挺马，其他都是反马，绿营更具有优势。广播电台更不用说，只有绿营才有政治性节目；蓝营电台只做置入性行销，不会赤裸裸地表态政治语言，但其效果远大于绿营电台。2012年的总统大选，绿营强势媒体对选情完全没有影响力，为什么？因为绿营媒体已扮演政党的附庸，与《中央日报》的角色完全一样，缺乏公信力。一般民众对亲绿媒体的感觉，就像看《中央日报》一样，不会相信，更没有影响力。除了《中央日报》外，亲蓝媒体还会出现批马英九的言论，其公信力当然远高于《中央日报》及亲绿媒体。”

2016年1月28日，前台视新闻记者隋安德讽刺：“台湾言论自由的问题已经不是党政军控制媒体，而是许多电视台心甘情愿当蓝绿的‘中央电视台’与‘中央日报’而喜不自胜、自愿作牛作马出卖灵魂！新闻偏颇，连最基本的表面平衡都懒得做；标题更是立场鲜明，故意羞辱或吹捧人事物。请问，有党政军1股吗？没有哩！”

2016年7月18日，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说，“党政军不介入媒体”一直都是民进党的价值。

2016年7月19日，前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浊水说，本月17日民进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三立电视董事长林崑海支持高雄市议员林莹蓉的“海派”夺下一席中常委，媒体大亨介入党内很糟糕；民进党过去喊著党政军退出媒体，也曾批评蔡同荣参与经营民视，当年怎么批评，今天也应该要用同一套标准。同日，民进党发言人黄适卓回应，中常委当选人没有经营或主持任何媒体，没有违反党政军退出媒体相关事项。

2016年7月21日，前副总统吕秀莲说，民进党作为执政党、且希望能长期执政的政党，民进党的核心价值应该要继续发扬光大，核心价值之一当然是“媒体是社会公器，所以媒体应该完全中立是会比较好”。

2016年8月2日，台北市产业总工会总干事陈淑纶说，资本家团体只要拜会行政院，透过社论、评论、政论节目施压，就可以不遵守《劳动基准法》，甚至要求法律放宽；还有媒体老板威胁各县市劳工主管机关，若继续对媒体业裁罚，机关首长的新闻“不要想好看”，把媒体公器当作自己的违法护身符。壹电视工会理事长郑一平说，台湾媒体早已被大老板箝制，台湾媒体自由只是媒体老板的自由；媒体老板找上劳动部，劳动部马上就退缩。

2017年3月13日，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发展学系教授施正锋说，蔡英文政府执政后，许多平面媒体与原住民族电视台被当作民进党文宣机构。2017年5月15日，施正锋说，蔡英文政府最狠的是绵密的媒体操作，那是对民主最大的伤害。

2017年3月28日，民视大股东宋文洲在镜传媒的专访中说，民视总经理王明玉在《自由时报》的专访中宣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曾经托人收购民视股票，此言令他感到啼笑皆非，“我们当大股东十多年，负责股务的王明玉从来不曾提过”；而且王明玉的医师弟弟王大源是最近市场上收购民视股票最多的人，王明玉的说词等于是说习近平透过王大源收购民视股票。同日，民视第一大股东颖川建忠说，外传王明玉陪同蔡同荣找他入股民视、为民视化解危机，这是错误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蔡同荣跟我接触，我赞同他要办一个‘帮台湾人发声’电视台的理念才投资”，“做生意要和政治分开”。

2017年4月15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弘庭说，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故意选在本月14日下班后派人送公文要求中广于该日24点停播音乐网与宝岛网，民进党曾经高举党政军退出媒体大旗要求政府退出媒体，现在却直接以政治操作手段空袭式要求中广停播音乐网与宝岛网，对民主是最坏示范。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欣仪质疑，地下电台都没事，还能继续卖药制造洗肾患者，“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结果，换来的却是更加独裁暴行”。

“开放党政军投资媒体”的修法主张

2017年，客家委员会提报行政院的《客家基本法》第12条修正案，拟修正为“政府应依法推动设立全国性之客家公共广播及电视行政法人，其组织以法律定之”，意即往后客家电视台等客家广电媒体的主导及监督机关均为客委会，客委会并拥有客家广电媒体人事聘任权。此修正案引起传播学者、媒改团体与客家电视台员工反弹，客家电视台员工更质疑此修正案背离党政军退出媒体；之后，客委会将报请行政院审议的版本删除“行政法人”字样。2017年1月5日，公视基金会董事兼客家电视台谘议委员会委员蔡政良主持“客家电视台未来定位与发展”座谈会，众多学者及与会者均反对客家电视台行政法人化，认为此举将影响客家电视台之媒体独立性、批判性与监督性。2017年3月18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陈炳宏讽刺，陈水扁政府时代，民进党主导立法院修改《广播电视法》，制定党政军退出媒体条款，一时为人赞颂；但蔡英文政府执政后，民进党反而还是想拥有广电媒体，此修正案与客委会申请设立讲客广播电台就是证明。

《公设电视事业设立许可办法草案》

2017年3月2日，NCC网站公告《公设电视事业设立许可办法草案》，拟开放“政府机关、行政法人或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申请设立“具公共性或公益性电视事业”。2017年3月16日，国立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江明修说，媒体是社会公器，政府不应介入及干预，以免妨碍媒体的独立性及自主性；赖祥蔚则说，如果觉得公视基金会有什么不足之处，那就改革公视基金会，而不是叠床架屋、用有限的资源去成立更多“未来可能没什么用”的电视台。2017年3月24日，陈炳宏讽刺，党政军退出媒体条款使有政府基金投资的民间企业不能经营广电媒体，《公设电视事业设立许可办法草案》却让政府公然合法成立广电媒体，是标准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2017年3月31日，国立中正大学教授管中祥批评，“公共性或公益性”定义太模糊，同时缺乏相关的规范与监督机制；一旦《公设电视事业设立许可办法》就这样发布施行，台湾公广集团以外的公营媒体不但不会有像公广集团一样的独立性，反而会受到政府的直接指挥而成为新的“政府媒体”。2017年4月12日，赖祥蔚质疑，是否因为公视基金会“够独立、不好操控”，所以蔡英文政府干脆大开民主倒车、另外成立政府电视。2017年4月21日，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媒体改造学社、公民参与媒体改造联盟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公设电视事业设立许可办法草案》与客家电视台行政法人化都是“公然要政府拥有媒体、掌有媒体所有权和传播权”，背离民主社会的原则，所以都是他们坚决反对的。

2017年9月19日，交通部部长贺陈旦于2017科技论坛表示，为迎向数位汇流，政府应放宽党政军投资媒体的限制，为产业打开资金活水。

案例

2009年9月，台湾大哥大宣布并购凯擘，却因为台湾大哥大母公司富邦金控有15%台北市政府的股份，违反党政军退出媒体条款，遭NCC驳回。后富邦集团蔡家兄弟另成立大富媒体规避党政军退出媒体条款后，NCC核准并购。

2009年11月18日，NCC对观天下、凤信、联禾、凤信及永佳乐等五家有线电视系统业者裁罚，原因是富邦集团旗下的台湾大哥大及台湾固网持有这五间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股权，但台北市政府因为拥有台北富邦银行股权而对富邦集团有间接持股，造成违反政府间接投资系统经营者的规定。

中华民国交通部持有中华电信35％股权，造成中华电信在MOD平台业务外难以进一步经营频道业务，亦无法投资爱尔达电视。

2015年，远传电信试图以持有境外债务方式规避党政军退出媒体条款入主中嘉网路，引发争议。

鸿海、台塑等诸多大型企业，均因为有公股而无法直接投资媒体。

--Wolfch (留言) 2018年12月10日 (一) 03:46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