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当奴

纪当奴（英语：Donald Gee；189l年—1966年）在1905 威尔士教会大复兴时得救，原本是公理宗的牧师， 1912年透过浸信会的一个团契与五旬节派的人接触时得着圣灵充满，在聚会中说方言、唱灵歌(即以方言唱诗) ，并且在爱丁堡神召会作牧师。纪当奴坚持两个原则：说方言及推行教会合一。由于纪当奴是第二波灵恩运动中一个广受尊重的领袖，被称为“五旬宗的君子”。

生平事奉

纪当奴一生担任五旬节派教会许多要职，透过不断的讲道和无数书籍与文章，把五旬节运动推展到世界各地。他自己是爱丁堡神召会的牧师；1934～44年任英国神召会总会的副主席，自1948年起任主席。自1947年起，为世界五旬节派总会（总部设于苏黎世）委任为官方刊物《五旬节》（Pentecost）的主编，且是世界五旬节派总会惟一的当然委员，他同时是伦敦神召会圣经学院的院长（直到1964年）。在他带领下的世界五旬节派总会，不断向外面证明，为什么被圣灵充满就必须说方言，因而招致许多批评。

纪当奴周游世界各地，以讲解圣经来推广五旬节运动，不像其它五旬节派的环游布道家，只是以灵恩派方式来布道。他最为人乐道的，是致力推行教会合一的工作，包括反对灵恩运动的人。另一方面，他力劝五旬节派领袖，要与其它教派的领袖合作，要欣赏别派的崇拜礼仪，和重视神学教育（这都是灵恩派在60年代较弱的环节），因而备受反对，特别是美国神召会。他认为教会四分五裂，是当今对社会最失败的见证，而这种分裂不仅存于灵恩派与非灵恩派之间，就是各国的灵恩派之间，也像一盘散沙。

原来60年代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m）对普世基督教会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推行的合一运动非常反感，这时候的灵恩派亦多看自己为基要派（到第三波时已不作如是看）。纪当奴便说︰“高谈灵里合一是超越我们一切宗派与意识形态的藩篱，自然是很动听的，但这事实仍不能叫我们不致力寻找外在可见的交通”（Gee, Pentecost 6, 1948, p. 17）；所谓外在交通者，是包括承认别人的学术成果（指圣公会的神学），和他们沿用已久的崇拜礼仪，这也是60年代灵恩派最不能接受的。

纪当奴的朋友庇利斯（David J. Du Plessis）曾任世界五旬节派总会主席多年，也因推动教会合一工作，而被神召会革除交通（'disfellowshipped'）。纪当奴不仅精神上支持他，在1961年还以“我们真是那么基要吗？”一文，向反对合一的人质询，成了灵恩运动史一篇重要的文献︰“我们总有些时候要反躬自省，重新评估某些在安舒日子看为宝贵的事情；那时我们奢侈地沉迷在宗教纠纷及分裂中，我们以（施洗）约翰自居，把一切不肯在我们指定的地方签名的人逐出教会。 我们要别人‘跟随’我们，不是‘为了’神的儿子。很多时候搜索异端，正是人离弃丰盛圣灵的标记。我们逼害别人，也受到别人的迫害，为什么呢？全是那些不是顶重要的问题。我们却告诉别人，是为了主而争战”（Gee, 'Are We Fundamental Enough? ', Pentecost 57, 1961, p. 17）。

思想主张

纪当奴的作品以《有关属灵恩赐》（Concerning Spiritual Gift, London, 1937）最受欢迎，被译成多国文字，包括中文。纪当奴强调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第一印记”，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追求得着的（D. Gee, 'Initial Evidence', in Redemption Tidings, 1st Dec. 1925），这思想亦成为灵恩运动史所谓第二波的记号。他作品极多，重要的不下23项，质素亦高，是情理兼备的优秀作品，广泛论述五旬节派基督徒与社会、文化、政治，甚至礼仪的问题，他认为灵恩派需要在这些方面尽上责任；他亦提及共产主义的问题，认为即便是反对共产主义，也要提供另一可行的模式来。他要传道人注意性伦理、家庭计划，甚至主张在五旬节派内给予有需要的人精神治疗，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属灵问题。这样广阔的胸襟，就是在今天灵恩派领袖中亦是鲜见的。

无论是藉文章、讲道、教书或行政工作，纪当奴均对灵恩派内部发出很多中肯的批评，他们若谦卑聆听又改过的话，相信灵恩派的发展会更为迅速和健康；至少灵恩运动的第三波就不会重复昔日的错误。

1.不要沉醉于高言大智，他认为五旬节派一直喜欢用最辉煌的言语和诗歌来表达自己，是件危险的事，“已经到了叫人作呕的地步”（Gee, Proverbs, pp. 9f.）。

2.写五旬节派领袖的传记，或述说他们的事迹时要忠实，不要作假夸大，不然那就成了“虚伪奉承最糟糕的例子”（Gee, Study Hour 9, 1950, p. 54）。这些虚假的故事，正是要为神召会主日学中流传的错误观念负责任。

3.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年轻的灵恩派会友读神学的动机，认为他们只是爱出风头，希望做一个小会众群体的领袖。他说这些人完成课程，就完全否定他们所由出的社会文化，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情况就像一个不会说基路部语（Kilubu）的人，却想去刚果作宣教士一样”（Gee, Study Hour 9, 1950, pp. 36f.）。

4.他严责那些说读神学没有用处的人，指出这正是他们没资格带领教会的原因。他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神学教育，却一生不停自修神学，临终前的读物是田立克（Tillich1165,Tillich, Paul）的《系统神学》（Hollenweger, The Pentecostals, p. 213）。

5.他反对灵恩派讲员不预备讲章，托词让圣灵带领。他曾在巴黎及伦敦举行的世界五旬节派大会上责备传道人，因为他们的讲道太贫弱。他说讲道像其它技能一样，是需要不断磨练才会进步的，而预备讲章与圣灵带领二者，是并行不悖的（Gee, Pentecost 46, 1958, p. 17）。

6.他对灵恩派许多偏激行为常加纠正，要他们多用思想，不要走极端，防止迷信的言行，以为在五旬节去耶路撒冷，会有特别的灵恩降临（1961年的五旬节）；又指出新约许多全心相信神会医治的人，也得不到神医，故不应过分推崇神医的地位（Gee, Pentecost 20, 1952, p. 17; 55, 1961, p. 17; 36, 1956, p. 17等）。

7.对灵恩派布道方式，他亦有意见。他不赞成以神医招徕，更反对“全备福音商人团契”的布道方法，认为“这是高压式的推销伎俩，多于是神灵的引导”；把财富繁荣与属灵祝福混淆，就是为五旬节派的恩典与祝福敲响了丧钟（Gee, Pentecost 71, 1965，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