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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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国共内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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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 |||||||
 1933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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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中德军事合作： 魏玛共和国 →  纳粹德国（1927-1937） |
（南昌起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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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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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事顾问： 格奥尔格·魏泽尔 赫尔曼·克里拜尔 |
苏联军事顾问：  李德 傅利德 | ||||||
| 参战单位 | |||||||
 国民革命军 |
国民革命军 →  中国工农红军 | ||||||
| 兵力 | |||||||
| 220万人 | 30万人 | ||||||
| 伤亡与损失 | |||||||
| 约10万人 | 27万人 | ||||||
第一次国共内战是指中国在1927年至1937年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和军队之间的内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趋向隐化，以国共摩擦形式存在，中国国民党称为剿共或剿匪[1]。中国共产党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2]:4922。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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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孙中山病逝。如同袁世凯病逝后的北洋军阀一样，失去最高精神领袖后的国民党派阀蜂起，苏联加速分裂国民党[3]。出现了以蒋中正为首的金陵派[来源请求]、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派及陈济棠为首的广州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开始以强硬手段清剿党内左派及共产主义者，大批共产党领导人遭逮捕、禁锢及处决，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的党组织亦遭受毁灭性打击。随着国共正式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告终。而以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依旧容共，即为“宁汉分裂”，并爆发了宁汉战争。后来武汉政府逐渐认为苏联是在利用中共干涉中国[4]，于7月15日召开七一五事变，彻底结束了国共合作。8月，武汉政府并入南京政府，即宁汉合流。
经过
[编辑]中共独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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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对蒋介石，于1927年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枪[2]:4922。由此建立起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军队。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而后毛泽东在湖南进行秋收起义，并于1927年10月带领军队到达江西井冈山，建立井冈山根据地，途中进行了三湾改编，确定中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时的残余势力与其他武装势力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
由于中国国民党的势力尚在完成北伐战争，无暇顾及地方尤其是南方的军事势力，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得以壮大。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推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地权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在中国国民党势力薄弱的不发达地方建立根据地，用游击战术避开军阀的进攻。这套政策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各省的中国共产党分部纷纷复制其经验建立起地方根据地。其中以在江西南部建立的中央根据地最大，中共的武装势力发展到十万人。
国民政府全面围剿
[编辑]1928年6月，奉军大元帅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在奉天通电东北易帜，除却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宣布归顺南京，南北象征性统一。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进军赣南[5]:187-188。
1930年1月上旬，毛泽东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5]:209。10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红一军团，“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5]:231。
委员长李立三仍支持“城市革命”路线，希望由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入手。他认为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是很好的时机，动员城市和乡村的共产党组织向附近的大城市进攻。但行动当中城市的组织暴露行踪，使得自1927年清党以来好不容易恢复的工人组织再被国民政府一网打尽。此一行动溃败代表着“城市中心论”政策彻底失败，李也因此遭批斗罢黜。中共也随着接下来的十年建设/国民政府剿共阶段，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获得大多数贫农支持与获得武器资源的“回到乡村”路线上。
1930年至1932年6月，国民政府四次对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围剿”[2]:4922。由于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意见不一，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成功游击战术，四次围剿均告失败。
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附近进攻谭道源部第五十师，打破第一次“围剿”[5]:240-241。4月，顾顺章在上海被捕。5月31日，红军突袭建宁县，打败刘和鼎三个团，打破第二次“围剿”[5]:250。6月22日，向忠发被捕。二人的被捕及处决代表共产党势力彻出了城市。6月6日，蒋称即日将赴江西指挥，6月22日抵达南昌，集中30万兵力[5]:251。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在闽赣边收拢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师赣南，于7月28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5]:252。8月5日晚，为跳出敌主力包围，于高兴圩受严密包围之红一方面军急行军东进，8月6日中午抵达莲塘[5]:253。8月7日，莲塘战斗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打败上官云相部1旅加1个多营；同日下午良村战斗打败第五十四师[5]:254。8月11日，黄陂战斗红一方面军打败毛炳文师[5]:254。8月16日，红一方面军被包围于黄陂、君埠地区[5]:255。8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命令红十二军向乐安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破重围，到兴国东北白石、枫边地区休整[5]:255-256。红十二军牵着“进剿”军往东北走，到8月底红一方面军已西去；9月初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到兴国、万安、泰和县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5]:256。9月4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决定，令左、右翼两集团军退却；9月7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第九师1个旅[5]:256-258。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攻击蔡廷锴2个师，对峙两天双方死伤都近3千人；9月1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将其全歼，韩德勤被俘后化成伙夫离开；其他进击军撤出根据地，打破第三次“围剿”[5]:258。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中共也逐渐迁往江西瑞金的根据地。博古、李德等苏派排挤毛泽东，直接指挥部队。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定都瑞金。
同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满洲地区，并于次年在当地扶持已经退位的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并在此后数年不断向华北地区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对东北伪满洲国政权采取不抵抗政策，仍维持中日邦交，放纵日本在中国北方势力坐大。中国共产党在满洲沦陷之后即对日本宣战，并组织由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满洲进行游击战，与当地不愿投降的部分国民党旧部联合对日局部作战。
中共转移主力
[编辑]1933年4月，江西新淦为中国工农红军所陷，国军军心摇动，局势险恶[6]:27。蒋随后发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申明“外寇不足虑”，中国共产党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中国共产党，“则决无以御外侮”[7]:25-36。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2]:4922。蒋在德国顾问辅助下，兵力达到100万人。中央红军在作战中，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战略指导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使反围剿遭到失败[2]:4922。同年年底，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福建部分地区发动起义，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强调“兄弟齐心御外辱”的国内政策，该政权仅存在数月时间即被国民政府剿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除留一部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外，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2]:4922。11月，国军占领瑞金。
中共红军主力部队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后，召开遵义会议，至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8]。中共认为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之后过程红军主力部队辗转从四川到达陕西，因多次与中国国民党部队的冲突和缺水缺粮等因素损失大半兵力。其中较为知名的事件有“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等。于1935年10月与陕甘根据地部队会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长征结束。此外中国共产党根据地也因受国军攻击而有所受损。
国共再次合作
[编辑]1935年至1936年间，驻扎在陕西的红军部队与国民政府部队多次发生冲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1936年2月红军以进入河北、热河抗日为名，袭击太原的阎锡山部队，向地主抢粮，以解决缺粮问题[9][10]。以及1935年开始东北军和西北军对共军的攻势。
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逐渐改变对日政策。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之条件[2]:4922。杨虎城，张学良二人发动政变，扣押蒋介石，是为西安事变。中共最初希望对其“交于人民公审”，但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改为了“希望和平解决”[4]。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借联合抗日之名获得喘息机会。
1937年2月，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发出《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主张。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15日发表庐山声明，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并接受了中共的《共赴国难宣言》，第一次国共内战正式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后续
[编辑]中共军队改编
[编辑]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军队开始逐渐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例如陕北的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的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但事实上仍然直接听从中共的控制。虽然中共与国民政府在军队调动上的矛盾时有激化，甚至发生例如皖南事变那样的冲突，这一期间共产党高级干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国共军队擦枪走火事件频发。但即便如此，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之间仍保持合作关系。同时中共借抗日的机会，在敌后战场发动游击战，以及通过多种政策联合民众，至抗日战争结束时其属下正规军已壮大至61万人，非正规军66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装备主要依靠对日作战缴获，并建立了较大规模的根据地，共计拥有约9,000万人口。
国共摩擦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Christopher R. Lew; Edwin Pak-wah Leu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Scarecrow Press. 2013-07-29: 6. ISBN 978-0-8108-7874-7.（英文）
- ^ 2.0 2.1 2.2 2.3 2.4 2.5 2.6 辞海编辑委员会 (编).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326-0083-0.
- ^ 墨尔. 蒋介石的功过: 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 1994年.“斯大林承认过去以共党分子分化国民党为错误之举，唯有蒋介石才能牵制日本，须先严防日本侵犯中国而逼进苏联边界。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介石。”
- ^ 4.0 4.1 林添贵.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时报文化. 2010. ISBN 978-957-13-5173-5. OCLC 647851447.
-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澤東傳（第一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 ^ 陈布雷等编著. 《蔣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06-01.
- ^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 (编).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緒編（三）.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 ^ 薛庆超. 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主要依據. 《光明日报》. 2013-10-09 [2014-06-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4-06）.
- ^ 陈永发. 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 《新史学》. 1990, 第一卷 (第四期): 41–117 [2013-08-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2-07）.
- ^ Chen Yung-Fa.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The Ya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 Tony Saich; Hans J. Van de Ven (编).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M.E. Sharpe. 1995: 266–267. ISBN 9781563244285.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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