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郭沫若的史学著作，1928-1929年撰写，1930年集结出版，[1]引来巨大回响。
内容[编辑]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确定中国商朝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社会，东周是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制度的兴起。此书一度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里程碑，董作宾说：“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1930年3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再版与三版陆续有附录《追论及补遗》的10篇短文。
所受批评[编辑]
郭沫若被批评机械化地套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序言提出的社会类型及其次序，其实并不是普世的，郭沫若却不知道马克思想法的前后变化，运用马克思本人已放弃的历史分期观，坚信所有社会的发展演化都是同一途径的。[2]
郭沫若把原始社会、氏族社会、亚细亚社会等同起来，其实“亚细亚社会”的特征是强大的国家，郭沫若却当作是国家出现前的时期，反映了他对理论的无知。郭沫若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缺乏证据与实质内容，他把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特征，套用在周初历史，也没有给“奴隶社会”下明确定义，把奴隶的存在当作奴隶制生产的证据，甚至没有区分“家内奴隶”与作为生产劳动力的奴隶。[3]
郭沫若又误解了摩尔根的家庭结构演进理论，李季批评，他错误地把氏族社会等同母系社会，把“杂交时期”延长到整个“蒙昧时期”，持续至中国公元前3000年，其实摩尔根只把杂交时期视为人类和动物还未区分的蒙昧早期，并认为氏族制是父系社会。后来郭沫若很少再提及商代的母系制度和氏族社会。[4]
郭沫若也被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批评，运用文献时忽略其真实性；与自己立场的不同的文献，则斥为伪作。他把西周认定为奴隶社会，主要出于推测，证据薄弱，推论有逻辑问题，以为否定西周是封建制，就等于证明了西周是奴隶制，他甚至不能证明西周农民像奴隶那样受到束缚和奴役。周初农业其实比郭沫若所想像的，更为先进。[5]
回应[编辑]
郭沫若后来放弃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部分的看法，他承认之前低估了商代农业水平，夸大了商周之际的社会变革，并承认井田制的存在，但他仍坚持西周并非封建社会。[6]
1947年4月，郭沫若于再版《后记》中承认“在材料的鉴别上每每沿用旧说，没有把时代性划分清楚，因而便夹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1953年11月，他又在《1954年新版引言》中说，该书“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又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他又说：该书写得“实在是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