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可案
案件始末
[编辑]顺治四年（1647年）丁亥四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原是明朝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1]，因藏有“逆书”《再变记》[2]而遭到满洲大将巴山、张大猷等逮捕[3]，被擒送军前，函可身上有洪承疇的印牌，牵涉到洪承畴[4]，“拷掠至数百，绝而复苏者屡，但曰某一人自为，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二语，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5]。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考慮到穩定江南局勢，不想再生事端[6]，对函可从轻發落，流放到沈阳[7]。
顺治四年（1647年）丁亥四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原是明朝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1]，因藏有“逆书”《再变记》[2]而遭到满洲大将巴山、张大猷等逮捕[3]，被擒送军前，函可身上有洪承疇的印牌，牵涉到洪承畴[4]，“拷掠至数百，绝而复苏者屡，但曰某一人自为，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二语，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5]。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考慮到穩定江南局勢，不想再生事端[6]，对函可从轻發落，流放到沈阳[7]。
.svg)
.svg)